1、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思想基础。
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都是源自儒家仁政思想,杜甫的理想政治模式仍是儒家的政治模式,即德政。在他的诗中“病树、桔楠、桔棕、古塞、秋云、……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寒月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成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理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一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混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2、国家的战乱,人民的疾苦是他“沉郁顿挫”诗风的现实基础。
杜甫现存诗1400多首,深刻的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诗人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国家与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诗人的一生都怀着爱国的热诚:“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的热爱;“独使至尊受社稷,诸君如何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地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诗人的一片爱国至诚。
759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五年,虽然两京业已收复,但战乱并未平息,国家仍未安定,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杜甫时时关注着平叛战争,将消除战乱一直牢记于心,在西行秦州前夕,他先写下了《洗别马》,“三吏”“三别”等关注平叛战争的诗篇,对国家走向统一表示了关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