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又产生许多物质文明。王、臣、牧、奴、夷及王令等,衣冠服饰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开始打上了时代烙印,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兮、辨等威”的工具。尊卑贵贱的生产关系的分化,促使服饰也开始形成其固有的等级制度。
周代是中国冠服制度逐渐完善的时期。随着等级制的产生,上下尊卑的区分,各种礼仪也应运而生。反映在服饰上,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这些服饰适应了天子与庶民,甚至被沿用于商周以来的二千年封建社会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不全遵周制度。七国崛起,各自独立。其中除秦国因处西陲,与其它六国有差异外,其它六国均因各诸侯的爱好和奢侈,以及当时兴起的百家争鸣之风,在服饰上也各显风采。春申君的三千食客中的上客均着珠履;平原君后宫百数。卫王宫的卫士穿黑色戎衣;儒者的缛服长裙褒袖、方履等等。汉初服饰,与民无禁。西汉虽有天子所服第八诏令的服饰制度,但也不甚明白,大抵以四季节气而为服色之别,如春青、夏赤、秋黄、冬皂。汉代妇女的日常之服,则为上衣下裙。
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北方各族入主中原,将北方民族的服饰带到了这一地区。同时,大量民族服饰文化也影响和同化了北方民族的服饰。妇女的日常衣服仍以上身着襦、衫,下身穿裙子。襦、裙也可作为礼服之内的衬衣衫。
隋唐统一全国,重新厘定汉族的服饰制度,然而也难以摆脱其由北向南统一而带来北族服饰形制的影响。隋唐时妇女的日常服饰是衫、袄、裙,多见是上身着襦、袄、衫,而下身束裙子。裙子以红色最流行,其次是紫、黄、绿色。唐代妇女的鞋子多将鞋头作凤形,尺码同男子相似。宫人侍左右者均着红棉靴,歌舞者也都着靴。妇女的日常服饰名目繁多,有如袄、衫、袍、腰巾、抹胸、裙、裤、膝裤、袜、鞋靴等等。
宋代北方大片土地沦为女真族贵族统治领地,服饰文化也因其政治和经济因素而发生交互影响。宋代妇女的日常服饰,大多上身穿袄、襦、衫、背子、半臂,下身束裙子、裤。其面料为罗、纱、锦、绫、绢。尤其是裙子颇具风格,其质地多见罗纱,颜色中以石榴花的红色最注目。褶裥裙也是当时裙子中有特点的一种,有六幅、八幅、十二幅不等,贵族妇女着裙的褶裥更多。
元代是蒙古族入关统治中原的时代。其服饰既袭汉制,又推行其本族制度。元朝初建,也曾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蒙古族的衣冠,以头带帽笠为主,男子多带耳环。然至元大德年间以后。蒙、汉间的士人之服也就各从其便了。妇女服饰,富贵者多以貂鼠为衣,带皮帽。一般则用羊皮和毳毡作衣冠材料。当时的袍式宽大而长,常作礼服之用。元末,因贵族人家以高丽男子女子的装束为美,又流行起衣服、靴、帽仿高丽式样。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帝国后,先是禁胡服、胡语、胡姓,继而又以明太祖的名义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明朝的皇帝冠服、文武百姓服饰、内臣服饰,其样式、等级、穿着礼仪真可谓繁缛。就连日常服饰,也有明文规定,如崇祯年间,皇帝命其太子、王子易服青布棉袄,紫花布衣,白布裤、蓝布裙,白布袜、青布鞋,戴皂布巾,装扮成老百姓样子出面活动,然也印证了当时平民百姓的衣饰。明代妇女服饰规定民间妇女只能用紫色,不能用金绣。袍衫只能用紫绿、桃红及浅淡色,不能用大红、鸦青、黄色。带则用蓝绢布。明代的衣衫已出现用钮扣的样式。明代妇女的鞋式仍为凤头加绣或缀珠。宫人则着刺上小金花的云样鞋。
清代又实行逼令剃发易服,按满族的习俗制度实行剃发改服。服饰制度坚守旧制,尤其在男子服饰上,保持满族特点而延续极长的时期。尽管清代三令五申废除明代服饰,然其官服上的补子仍采用了明朝的样制。命妇冠上所缀的金凤、金翟也仍承前制。清代的官服等级差别主要反映在冠上的顶子、花翎和补服上所绣的禽鸟和兽类。若排列名次可从皇帝开始,依上而下有皇太子、皇子、亲王、奉恩将军、公主、驸马等皇族宗室戚属。异姓封爵的有公、候、伯、子、男、文武一品至九品官员,未入流的品官,以及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外郎蓍老、从耕农官。此外还有一等、二等、三等蓝领侍卫、侍臣等等,其官服均有严格区别。
清代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此风在康熙后期雍政时期最为流行。妇女服饰在清代可谓满、汉族服饰并存。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代中期始,满汉各有仿效,至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达官贵妇中流行。妇女服饰的样式及品种至清代也越来越多样,如背心、一裹圆、裙子、大衣、云肩、围巾、手笼、抹胸、腰带、眼镜……层出不穷。
1840年以后进入近代,西洋文化侵透着中国本土文化,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因华洋杂居,得西方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潜在的变革。早期,服装式样变异甚少,民间仍然是长袍马褂为男子服饰;女子则上袄下裙。之后,商业贸易日渐昌盛,洋货大量倾入,羽纱、呢绒、洋绸、花布等充斥市场,使传统的服饰穿着有所变动。外国衣料因价廉渐为人所欢迎,费工费时,工艺考究的滚、镶、嵌、绣等传统手工艺渐渐为衰落,西方缝纫方式开始流行起来。尤其是女性的时装,由于缝纫精制、款式合乎时代潮流,影响尤大。风行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旗袍,脱胎于清代满族妇女服装,是由汉族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样式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尚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的变化经过千家万户,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不断变化。从20世纪20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二十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低,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以来束胸驼背的旧貌,让女性体态与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正适合当时的风尚,为女性解放立了大功。青布旗袍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胫而走,全国仿效,几乎成了二十年代后期中国新女性的典型装扮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服饰被认为是礼制大防,它的变化常常与更改正朔联系在一起,足见其重要性。
在最初,中国人认为短衣窄袖的“夷服太觉不类”。但是,曾经崇尚宽袍大袖的国人很快就认识到西式服装简洁、灵活、方便的特点。
中国最早接受西式服装的当属广东沿海地区和开放口岸的一些买办和经常同洋人有生意往来的商人,他们最早模仿洋人们的穿着打扮。
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还只是少数猎奇者和洋务买办们穿着西式服装,这些人还被大众视为叛逆。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认同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内剪辫易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人力主改穿西服,提出:“视西人之遍身结束,举止生硬者,反觉文明。”【在戊戌变法中倡导“与欧美同俗’,的康有为也主张改穿西服,并把西服附会成中国古代的服制:“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社,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窟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把改穿西服视为“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 的灵丹妙药。这虽然体现了“全盘西化的盲目J陛”,却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西式服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可。20世纪初年,西式服装开始广为流
行,不仅一些大城市中的学生制服日渐洋化,就连一些穷乡僻壤也不能免俗。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梧州中学的学生就被允许“披洋衣揖孔孟”。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更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江南各省就流行“夷船’,舶来的女性衣饰,主要以花边丝缕之类为主,俗称为“鬼子栏杆”,女子服饰的西化也由此开始。1859年,刚到香港的英国人吟-411就“看到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颇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所以他惊奇地认为她们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劝。更有史料说:“海上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胸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n[$]( P248)这些追赶新潮的女士主要以妓女为主,她们敢于标新立异的勇气使她们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开始流行显示人体美的女性时装,北京也有青年女学生“赤胸露臂,短袖青衣,云鬓高垂,皮鞋耸底”[9 ]( P30)。而且,当时不仅民间如此,甚至就连壁垒森严的皇宫也有女性穿西式服装。据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驻法国公使裕庚卸任回国时,与西式装束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到颐和园接受慈禧太后的召见,他的两个女儿更成为了慈禧的御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动,她们总是身着洋服,随侍在慈禧左右。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西式服装的接受力已经大为提高,以至于就连顽固派慈禧也能够接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作为外套的西服开始日渐在城市居民之间流行,而且洋式衬衫、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也被国人日渐接受,人们服饰的西化程度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从上古至清朝初期,我国都是以汉服为通用的服装。清朝顺治入关后,除和尚、道士外,皆“剃发易服”,改为旗装。19世纪,英国及法国将西装传入中国,此后孙中山发明了中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