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怎样的挑战？

此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对市场长期实行不当干预的结果，是不恰当的政府调控、政府干预使市场运行被长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对这些后果所作出的强制平衡。

在金融危机引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一次成为讨论中的焦点问题，一些倾向于怀疑、反对市场化改革的观点又流行起来，所以需要再作澄清。这对于市场化改革仍处于半途的中国尤为重要。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此次危机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海内外不少人认为，危机是由缺乏政府调控、干预的市场造成的，是自由市场失灵的证明，并以此论证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须更加强化政府的干预而限制市场的作用。这是一种很容易产生又很容易被更多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看法，然而它却是似是而非的。实际上，此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对市场长期实行不当干预的结果，是不恰当的政府调控、政府干预使市场运行被长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对这些后果所作出的强制平衡。人们不难看到，在次贷危机的源头美国，一方面，“宏观调控”长期、人为地维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两房”等机构和多种手段，以某种社会政策目标干预房地产市场。在这一类情况下，市场信号被长期歪曲，以致虚假繁荣的泡沫越吹越大，而信用透支的窟窿也越扯越大，终至不可收拾。

因此，要正确地汲取危机的教训，最重要的应是反思政府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看到，市场波动本来就是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过程和方式，而全面、重大的危机往往是市场机制受到系统的有组织的干扰以后长期积累并最终爆发的结果。固然，适度的宏观调控可以熨平波动，现代市场经济也不可能不要宏观调控，但如果长期地调控不当，干预过度，就会变成对市场系统的有组织的破坏，这样的调控即使一再避免了市场的短期波动，也只不过是在长期中制造更大波动乃至全面危机的手段，更何况我们所屡见不鲜的是，即使在短期中，有不少干预也不仅没有熨平波动，反而加剧波动直至大起大落。由于信息、决策等方面的种种局限，理论上完美的政府调控在任何国家都很难达到，因此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对政府干预的自负和盲信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在一切能够破坏市场的力量中，政府又是最强大的力量，因此在政府干预市场的问题上一定要非常审慎和有所节制。但矛盾的是，也正因为政府拥有干预市场的强大力量，所以真要做到审慎节制地运用这种力量又是十分困难的，这种力量往往会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滥用。

那么，针对目前的危机，各国政府大规模救市是否必要呢？当然是必要的。而就中国的问题来说，全球金融危机的确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但是，不应把我们的困难一概归咎于外部危机的冲击，我们的困难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造成的。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在其半途遭遇重重阻击和障碍，行政垄断以及行政权力支配资源配置等旧体制因素仍大量存在，甚至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因而远未完善且多遭扭曲的市场体制长期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早已不能支撑良好的经济发展（加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宏观调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措施以及某些法律和政策方面的因素对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造成的严重伤害），使得中国经济遭遇到严重困难。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的偏差。这种偏差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认识上的原因。

就认识上的偏差来说，它虽然直接表现为旧体制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实际来自中国在两千年历史中形成的传统意识的影响。中国没有市场经济的传统，而国家控制和垄断工商业特别是垄断一切获利丰厚的工商业活动（如盐铁茶酒等）的传统、抑制并打击民间工商业的传统则十分悠久，根深蒂固（这其实是计划经济的现实基础，苏联模式之所以被照搬不过是因为它与此相吻合）。在由此形成的传统意识的深刻影响下，尽管中国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但人们却很难真正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对市场、对民众自主的经济活动总是有很深的疑虑，相反，人们更习惯于迷信行政权力、政府控制的力量。遇到问题，就认为大有呼吁政府干预和管制的必要；日子稍好过一点，就认为又有条件来重新限制市场和民间经济而强化国家垄断。近几年来，我们正是处于这种局面：一方面，长期积累以及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出现的若干矛盾和问题突显出来；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实力尤其是政府财力大增，于是在很多人看来，已是既有必要又有条件重新提出那些反市场的主张了，进而鼓动起一股怀疑和否定市场化改革、实际主张走回头路的社会思潮，使改革进程遭到阻击和迟滞。

现在，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不能再受这种思潮的误导了。危机的冲击已经把我们自己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突显出来，因它理应成为我们在新的阶段上深化改革开放的契机。有效应对当前的局势，的确需要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经济的计划，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空前力度的扩张政策要不失时机地与新的同样坚定而强有力的市场化改革措施结合起来，特别是要痛下决心坚决推进要素市场、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要扩大政府投资，更要扩大对民间经济开放的领域；要实施产业振兴计划，更要实施中小企业振兴计划；要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来真正带动消费；以充分创造有利于激励、保护民众创业的条件和环境来切实促进就业；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为目标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善，如此等等。只有把坚定推进改革变成有实质内容的行动而不只是响亮的口号，才能获得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体制条件，从而才能促成有效的增长和就业。如果不以改革为配合、为基础，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就不仅可能缺乏效率，而且会强化旧的增长方式，在原有结构下加剧诸如产能过剩等种种已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果如此，则即使保住了眼前的增长指标，也只是用制造未来更大危机的办法来推迟眼前的危机而已。

有鉴于此，为了排除深化市场化改革的认识障碍，下面一些问题是需要澄清的。限于篇幅，这里仅作简略说明。

第一，所谓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某种反常或例外，而不是市场的一般特征。它指的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主要是在有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这类特点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正常作用的条件发生了改变，因而不能达成有效的资源配置。解决这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靠政府干预，但最主要的应是改善市场的作用条件。如果简单地以为凡有市场失灵的地方就必须以政府干预来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那么政府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做不好，甚至比市场做得更糟。

第二，市场机制自有其功能范围，它主要是为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服务的，不能把这个范围以外的问题当成是市场的缺陷，就像猫如果不抓老鼠，那确是猫的缺陷，但你不能把猫不会像狗一样守夜、不会像公鸡一样报晓说成是猫的缺陷。

第三，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宏观调控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 （在这方面的政府作用通常表现为微观干预），而是由于在现代社会，政府为了达成多重目标 （其中有些目标超出了市场的功能范围）的协调实现而形成的，是为了实现加上这些目标以后的某种特定的均衡。所以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不同，不是要限制、取代市场机制，而是在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另一方面，宏观调控对市场的依赖还表现在市场发展越充分，就越能提供出为宏观调控所需要的组织工具和组织技术。反过来说，市场越不发展，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和技术就越简陋粗糙，因而其调控就越困难，越是大国越是如此。所以，真主张加强宏观调控，就应当充分主张市场化改革，而不是南辕北辙地主张限制市场。

第四，市场经济的实质在于它是老百姓的自主经济，所以真正的市场化改革与民众自主权利的增进和民生的改善在逻辑上是高度一致的。这只要想想改革以后在市场化真正推进的那些方面，无不增进了民众的自由并改善了民生，就不难明白。相反，那些现在有突出问题以至损害民众权益、影响民生的领域，恰恰是连垄断都还远未打破的地方。把这些领域的问题说成是因为市场化过度，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同样，寻租盛行、腐败丛生的现象，明明是官场对市场的侵犯，是与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格格不入并首先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的特权在作祟，怎能反而把它归咎于市场呢？

总之，要排除阻力和干扰，真正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就一定要认真纠正这些问题 （还有其他若干类似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出处：http://news.163.com/09/0317/09/54JJTQH900012Q9L.html

对政府而言，挑战主要是如何保持金融市场的创新活力和生命力的同时，加强必要的监管，防止经济风险过度地被转嫁和集中到金融部门，以及防止金融市场本身的过度投机

第二层次的挑战是一味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是必要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是讨好富人和资本市场的政策，但累计的风险不可估量，如何在有约束的前提下，执行灵活的货币政策是个问题。

第三层次的挑战是国际金融市场间是相互作用、影响和传导的，如何避免危机由此迅速蔓延、趋利避害，采取与别国既有区别、又有协调、不盲目跟随的国家政策；建立预警和防范机制，以及如何正确地加强对海外投资的引导、利用好危机可能带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