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2025-02-25 03: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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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朱元璋登基以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接见大臣，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没有休息，也不讲究文化娱乐。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使朱家王朝得以万世长存。

明朝刚建立时，社会矛盾还很尖锐。由于那些旧地主和战争后涌现出来的新地主，拼命追求土地、财富，并用隐瞒土地和丁口等办法，逃漏赋税徭役，把负担转嫁给农民，功臣宿将也倚仗权势，违法乱纪，横征暴敛，贪污腐化，刚刚缓和下来的阶级矛盾又日趋激化，小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经常南下骚扰，东南沿海又有日本倭寇的侵扰活动，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封建统治很不稳固。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大力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以加强对内镇压敌对势力，对外保卫国土的力量。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的制度。经过了几年的统治实践，朱元璋认为这种体制很不理想，特别是中书省的丞相，权力过大，容易产生擅权专恣、皇权旁落的弊端，决心进行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首先从地方入手。元朝的行中书省是从大都的中书省分设出来的，它总管一省的行政、军事和司法，职权很大，后来四方兵起，中央根本指挥不动，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行政（包括财政）、军事和司法。三个机构彼此独立而又互相牵制，皆直接听从朝廷指挥，便于中央的控制。接着，又进行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年），有人告发中书省丞相胡惟庸的谋反行为，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将他抄家灭族，宣布撤销中书省，罢除丞相，并相应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这样，丞相的职权实际上就由皇帝来兼任，各行省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之后，也就都集中到皇帝手里，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在军事上，原先设有大都督府，统领全国所有卫所的军队。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权力太大，在废除中书省的同时，把它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所辖的卫所军队。并规定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而由兵部掌握军令颁发和军官铨选之权，若遇战事，调遣军队和任命将帅均由皇帝决定。只有在皇帝做出决定之后，兵部发出调兵命令，都督府长官才奉命出为将帅，带领所调集的军队出征。一旦战事结束，将帅即需交还将印，回原职办事，军队也立即回归原来的卫所。经过这一改革，军权也集中到皇帝的手里。

但朱元璋对将领们还是放心不下，觉得他们毕竟不是朱家皇室的人，未必可靠。

他又实行分封藩王制度，把他的儿子封到各个重要城市去做亲王，用以监视驻守各地的将领。这些藩王都拥有一支护卫兵，少者三千人，多的达到一万九千人。他们还拥有指挥当地卫所守镇兵的大权，遇有急事，封地里的卫所守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的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亲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这样，亲王事实上就成为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他们代替皇帝监视各地的将领，起到藩屏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

中央的监察机关原称御史台，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把它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都察院的职权是纠察百官，辨明冤枉，凡有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或者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变乱祖制，都要随时检举弹劾。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朝监督一切官僚机构，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巡茶、巡马、监军等。他们的官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发。特别是巡按御史权力更大，他代表皇帝出巡，按临所至，小事立断，大事也可直接奏请皇帝裁决。十三道监察御史并非都察院都御史的属官，不仅彼此不相统辖，而且可互相纠举。此外，在中央还设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六部官吏，并与都察院互相纠举。这些“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起着为皇帝搏击异己的鹰犬作用。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朱元璋又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巡检司遍设于全国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专门盘查过往行人，负责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军民的行动一概限在百里之内，如走出百里之外，必须事先请领路引，巡检司才能让他通过关津。锦衣卫是由皇帝指挥的特务机构。明朝建立前后，朱元璋曾派自己的心腹做检校，秘密侦察大小官吏的活动，见有不公不法之事，随时向他报告。但这种特务性质的检校，只能察听、告密，却没有扣押、审判、处罚罪犯的权力。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便把身边的警卫机构亲军都尉府（前身是拱卫司）改为锦衣卫，下设镇抚司，专管本卫刑名，兼管军匠，民间称为“诏狱”。后将镇抚司改称南镇抚司，专管刑名，另设北镇抚司，专管军匠。

赋予侦察、缉捕“盗贼奸宄”的大权，成为一个正式的特务机构。洪武年间，检校或锦衣卫校尉等特务，遍布街坊路途，严密监视着朝内外的文武百官。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后，朱元璋曾派特务到他家乡侦察他的活动，见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从小凳上站起，下稻田插秧，问道：“这里有个吴尚书，在吗？”那人拱手回答：“吴琳便是。”这个特务回去报告，朱元璋听了很高兴。博士钱宰被征调到南京编纂《孟子节文》，罢朝归家，信口吟诗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在旁监视的特务向朱元璋报告，第二天上朝，他对钱宰说：“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啊，改作‘忧’字怎样？”钱宰一听，吓出一身冷汗，连忙磕头谢罪。大学士宋濂有天在家请客，特务即对朱元璋报告。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喝酒了吗？

请的哪位客人？吃的什么菜肴？”宋濂一一如实回答，他才笑着说：“说的都对，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暗中监视的特务把他的相貌画了下来。第二天，朱元璋问宋讷：“昨天因何生气？”宋讷照实说了，问朱元璋怎样知道这件事，朱元璋把画像拿给他看，他才恍然大悟，赶紧磕头谢罪。有时，朱元璋还亲自出马，对臣僚搞特务侦察。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秉性耿直，能言敢谏，但因为他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朱元璋对他很不放心。有一天，朱元璋想看看罗复仁在家干什么，就亲自跑到城郊的罗家去私访。罗复仁正在粉刷他的几间破房子，见皇帝到来，忙叫妻子抱过一个小凳让坐。朱元璋见状，把他夸奖了一通，说：“贤士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下令赐给他一座城里的大宅第。

各级的监察官吏和无处不钻的特务，不断发现一些文官武将的违法行为，尤其是某些勋臣宿将，情况更加严重。胡惟庸在被罢官之前，仗着自己的丞相地位，骄横跋扈，专恣擅权，朝中生杀黜陟之事，他往往不待奏闻即自行决断。内外诸司的奏章，他必先行拆阅，于己不利的即藏匿不报。他还大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朝廷内外的势利之徒，竞相向他贿赂，奔走于他的门下。他收受的金帛、名马、珍宝、器玩，多到不可胜数。最后竟令其亲信“在外收辑军马”还偷阅“天下军马籍”，为调动军队进行谋反做准备。开国大将蓝玉，居功自傲，私蓄奴婢假子数千人，恃势横暴，在军擅自黜陟校将，进止自专，不听命令，北征回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未及时开关迎纳，他纵兵毁关而入。明政府明令禁止贩卖私盐，他令家人到云南中盐万余引，私行贩卖，破坏盐法。他侵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他竟下令驱逐御史。最后也发展到四处联络其亲信，准备暗杀朱元璋，起兵谋反。为朱家王朝的万世长存着想，朱元璋对功臣展开了无情的屠杀。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朱元璋即以胡案为武器，将胡惟庸的罪名逐步升级，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再升级到私通蒙古，最后发展到串通李善长谋反，把与胡惟庸有亲戚、同乡、故旧或其他关系的臣属加以连坐族诛，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特务告发蓝玉准备谋反，朱元璋又将蓝玉凌迟处死，抄斩三族，并连坐族诛和蓝玉关系较为密切的将帅一万五千人。两个大案之外，其他的开国功臣，包括朱元璋自己的亲侄朱文正、亲甥李文忠等，也分别以各种罪名加以诛戮，只有少数人侥幸地逃脱了被杀的厄运。

经过一番改革和经营，朱元璋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最后统归皇帝一人掌握，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朱元璋认为这套严密的统治制度，是确保朱家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特地编订一部《皇明祖训》，要求他的子孙必须世代遵守，不可加以改变。

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朱元璋还严厉整肃吏治。元末吏治的腐败，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给予朱元璋深刻的教训。他说：“老百姓的力量是可怕的。如果当权者办事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发展下去，天怒人怨，没有不灭亡的。”即皇帝位后，他召见文武百官，对他们宣布：“我从前在民间时，看见州县的官吏大多不爱恤百姓，他们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对民间的疾苦无动于衷，我的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肃法纪，发现官吏贪污、虐待老百姓的，坚决治罪，决不宽恕。”

明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章程，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当遵守的事项，都作出详细的规定。对官吏的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具体的惩处办法。例如《明律》规定，凡是奸邪进谗言使没有犯死罪的遭受死刑者，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大臣小官用巧言进谏，使之免除死刑者，也处斩；如刑部及大小衙门的官吏，听从上司主使，不按法律的规定处理案犯的，都要处斩，并将其妻子充作奴婢，财产没收入官。对官吏的贪污，处罪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这种弊端如不革除，要想施行善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因为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配到北方边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叫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座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就连因公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附载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比如乘坐官府牲口车船，除随身衣物外，附载私物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笞一十，十斤加一等，最重至杖六十。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其中以郭桓案的规模最大，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通谋舞弊，贪污税粮。朱元璋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都处以死刑，追出赃粮七百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又杀了数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各地的地主，许多中产以上的地主被弄得倾家荡产。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败的现象逐渐得到扭转。据《明史·循吏传》的记载：“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

另外，朱元璋还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在乡里横行霸道，欺凌百姓，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朱元璋几次下令把江南的富户迁到中都凤阳或京师。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徙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户到京师，后又移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以实京师。迁到京师的富户，还强迫他们承担各种差役。据传修筑南京城，即令富豪沈万三的后裔出资修建城墙的一半。这些豪强地主迁离乡土，减少了当地百姓所受的欺凌和压榨。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并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政治局面日渐趋于安定。他希望这种安定的局面能够长期保持，不再发生动荡。每日黄昏，便令专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声呼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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