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徽商精神?

1、一是内涵丰富的徽商精神，为现代商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3、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

4、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

5、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

扩展资料：

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

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

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

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徽商精神

　　第一，内涵丰富的徽商精神，为现代商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够出奇制胜。
　　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实际上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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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徽商作为产生在封建体制内的商帮，带有那个时代的许多烙印和痕迹，其表现出的商业精神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而它的精华内涵值得我们挖掘，值得我们传承。徽商精神作为古代徽州商人在长期经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且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思想意识、道德操守和价值取向，在徽商的兴起、发展、鼎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对于徽商精神的精华，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形成了多种概括，有的认为是“徽骆驼”精神，有的认为是“绩溪牛”精神，但不论作何种比喻，就徽商精神的精华内涵，我们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开放、诚信、进取、创新、和协。
　　一、眼光向外、经营在外的开放精神。徽商的发展壮大，并不是在徽州本土，而是在全国各地。他们不囿成见，眼光向外，采取开放的姿态，拿出开放的气度，毅然走出山门，闯荡四方，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去。绝大多数徽商将商业活动拓展到全国各地，跑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运河两岸、京城省会、大小城镇乃至穷乡僻壤、荒岛沙漠，“钻天洞庭遍地徽”便是真实的写照。有的徽商还从闽广扬帆出海，从事海外贸易，将经营活动扩展到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国家和葡萄牙。正是因为徽商以开阔的眼光看世界，以开放的精神走出去，所以才能占领全国的市场，才能在规模经营中做大做强，才能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才会有“无徽不成镇”之美誉。
　　二、以德治商、讲求信誉的诚信精神。有研究表明，徽商的商业道德体现在：一是以义为先，重义轻利；二是重承诺，崇信誉；三是诚实经商，童叟无欺；四是货真价实，讲求质量；五是团结互济。而这五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诚信两字，具体到经营策略上，就是以德治商。徽商不惑于眼前利益，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将商业信誉看作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徽商具有很强烈的品牌意识，注重积累商业信誉这一无形资产，大都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去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从而在徽商中涌现出一大批“老字号”。绝大多数徽商秉承的经商原则是“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主要得益于他们的“贾而好儒”。“贾而好儒”使徽商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因而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贾而好儒”使徽商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比其他商帮更善于从历史上汲取经验，因而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
　　三、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多由小本起家，从小商品和土特产品起步，或通过学徒、打工积累经验，伺机发展。大盐商鲍志道11岁被迫离家跟人学会计，20岁给一个扬州盐商当伙计。由于长期助人经商，耳闻目染，逐渐成为驰名遐迩的巨商。在许多成功的徽商背后都有一段辛酸史。著名徽商汪应享，苦于无资金经商，其妻便将珍藏的嫁妆全部拿出变卖，支持丈夫经商，自己在家中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成功徽商江才，家底薄，其妻毅然摘下自己戴着的首饰，作为丈夫经商的资本。同做别的事业一样，徽商经商业贾或成或败也属常事，所谓“业贾者什家有七，赢者什家而三”。尽管如此，他们却败而不馁，挫而不惧，反而抱着一种信念，愈挫愈奋，迎难而上，凭藉顽强毅力，执着追求。明代歙商江遂志在闯南走北的从商生涯中，连遭人被诬陷、舟遇风倾等厄运，但始终没有为艰难挫折摧垮自己的意志和抱负，虽年逾半百，他仍“作焚舟计，尽弃其产往来金陵淮扬诸盐策地”。徽商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不怕挫折，锐意进取，可谓“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大有“驴上徽州、不死不休”的执着。正是这种进取精神，才使徽商得以雄起阡陌，名振四方，从而造就出数百年不衰的徽商历史。
　　四、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徽商这一群体的兴起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徽州人因地制宜，因时变通，不为正统思想所束缚，走出了一条“寄命于商”的新路，突破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农为本”的正统思想束缚。同时，徽商在自己的经商实践中承传和创新了儒学义利观，把“贾而好儒”特色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铸就了一代儒商的形象，“本大道为权衡，绝无市气；协同仁于信义，不失仁风。”徽商不仅创造了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且创造了灿烂多彩的徽州文化，包括徽派建筑、徽派戏剧、新安理学、新安医学，等等。特别是16世纪，在世界资本主义挑战海洋的国际潮流面前，王直等徽州海商积极呼应海洋贸易大势，勇敢冲破海禁，和国际接轨，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创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徽州不仅孕育了商业领域的成功实践者，也诞生了一代睿智的货币改革家———王茂荫，他是马克思在巨著《资本论》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是清朝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重要官员，咸丰年间曾两度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货币改革措施：《条议钞法折》、《再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这是符合那个时代货币运营规律的。
　　五、同舟共济、相互扶植的和协精神。徽州由于独特的地理因素，再加上北方“外来户”强烈的宗族意识和儒家朱熹学派的影响，形成了地缘和血缘的关系。徽州人外出经商，时常是同族或同地的人，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彼此有个照应。因为血缘关系，他们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易于结成牢固的团体。随着商业的扩大，又不断吸收同族同地的人参加，逐渐形成了行业宗族化和地缘化的特点。因而，徽商基本上是一个以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进而建立起广泛而有效经商网络的商帮。他们依靠会馆、商会，以众帮众，相互扶植，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由于徽商之间有着很强的亲情认同感，非常乐于彼此提供商业信息，从而减少了经商的困难、增加了成功的把握。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人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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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发展的历史，能否为现代经济提供一些值得重视的借鉴?回答是肯定的。
第一，内涵丰富的徽商精神，为现代商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够出奇制胜。
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实际上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

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
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人生态度
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