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在17年里的发展（1949-1966）

　　中国诗歌成为新诗，成为自由诗，成为一个民族独立精神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毛主席说：中国的年轻人应该读诗的，要重于新诗，不废古体。一句话，中国的青年们，似乎谁不写诗、谁不读诗就是跟不上时代潮流，诗歌成为了建国后人们最热衷的文学表达形式。在建国十七年文学中，诗歌是最主要的体裁。
　　57年之前主要有：
　　郭小川的诗
　　郭小川在当代诗坛上素有“战士诗人”之称，他的诗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时代精神。郭小川的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抒情诗，其中很大部分是政治抒情诗，如《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甘蔗林——青纱帐》及其姐妹篇《青纱帐——甘蔗林》以及《团泊洼的秋天》等；一类是叙事诗，如描写爱情的《白雪的赞歌》，歌颂革命军队中高级指挥员的《将军三部曲》等。
　　郭小川的诗，诗体形式丰富多样，不拘一格，吸取古今中外诗歌的优点并进行诗体的革新和创造，其诗体形式有楼梯式、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等。其语言刻意求工，富有音乐美，并从群众口头语、古典诗歌、民歌中吸取营养，形成独特鲜明的语言风格。格。
　　贺敬之的诗
　　贺敬之是著名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长篇政治抒情诗，如《东风万里》、《雷锋之歌》等；另一类是篇幅比较短小的抒情诗，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梳妆台》等。
　　《回延安》是采用“信天游”形式写成的一首激情澎湃的抒情诗。作品通过“我”回延安、忆延安、看延安新貌的过程，表达了诗人对“母亲”延安的那份永不泯灭的热爱。“信天游”形式和比兴手法的运动，具有朴实的民族音乐般的美感。
　　自1957年始，"十七年"诗歌创作进入了曲折发展的阶段。"反右"斗争扩大化使许多诗人如艾青、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白桦等都被打成了"右派"。政治运动和思想禁锢，越来越严重地束缚了诗人们的手脚，使诗坛面临着危机。
　　闻捷的诗
　　诗集《天山牧歌》（1956）是闻捷抒情诗的代表作。其主题是为了记载各族人民生活的变迁，来歌唱刚刚开始的新时代。它具有那一年代的颂歌格调，但却有着真切朴实的生活气息。诗人以明朗的牧歌风格，歌唱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地方风情和精神生活。尤其是其中的爱情诗如《赛马》、《舞会结束以后》、《婚期》、《苹果树下》等，紧扣少数民族特有的风土人情来刻画男女间倾慕、追求、等待、表白等爱情生活情趣，别开生面，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这些爱情诗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即在构思上把爱情同创造新生活的劳动相结合，主题仍是“生活的赞歌”。
　　《复仇的火焰》是闻捷叙事诗的代表作，描写了人民解放军在哈萨克族人民协助下平息乌斯满叛乱的过程，诗作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情节曲折生动，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但在整体上显得诗意不足。
　　艾青与田间
　　艾青在“为社会主义歌唱”中，出版有《欢呼集》、《宝石的红黑》、《黑鳗》、《春天》、《海岬上》等，1957年遭到政治上的劫难。
　　田间以数量最多而引人注目，五六十年代他出版有短诗集10余部，长篇叙事诗集《长诗三首》、《天安门赞歌》和《赶车传》等。其中《赶车传》是包括《石不烂赶车》、《蓝妮》、《石不烂》、《毛主席》、《金娃》、《金不换》、《乐园歌》七部计两万行的长篇巨制。《赶车传》上、下卷分别于1959和1961年出版，带有致命的“浮夸”病。
　　李季、李瑛、公刘
　　李季于30年代初举家迁入油田落户，他写作了大量的与石油工人生活、劳动有关的诗，歌颂社会主义的建设英雄，长篇叙事诗《杨高传》是其代表作。
　　李瑛、公刘先后加入部队，军队生活对于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二人反映生活的内容和角度各有不同，大多与自己的经历和感情倾向有关。比如李瑛诗作主要以战士的眼光观察世界、观察人的心灵，表现战士忠于祖国与人民的情感；公刘则侧重写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和士兵。
　　1．"新民歌运动"
　　1958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这是配合"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号召下提出的。很快，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从上到下在全国展开。当时的口号就是"人人写诗，集体写诗"，"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一夜之间，中国成了"诗国"。受经济工作中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影响，很多民歌作品盲目夸大、不切实际。如："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但也有一些作品，真实地表达了劳动群众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抒发了他们作为历史主人的自豪感，散发出清新质朴之气，如早期新民歌《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雄心一览无余。更多的民歌是在行政命令下以高指标高速度创作出来的，质量低下，粗制滥造。在采集民歌的运动中，各地还争先出版民歌集子。郭沫若和周扬在各地出版的歌谣选集基础上精选合编了《红旗歌谣》，各条战线上还有《工矿大跃进民歌选》、《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部队大跃进民歌选》等。
　　2．关于新诗的讨论1958年上半年，就新诗发展道路问题掀起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热点集中在新民歌是不是主流、民歌体有无局限、"新格律诗"能不能建立。讨论最后认为，中国新诗的出路在于"民歌"和"古典"。"大跃进民歌"被视为"两结合"的典范和"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次讨论仍是偏重形式上的探讨，但由于受"左"的思潮控制，对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未能实事求是地深入。独尊民歌，反而把诗歌引向了题材单一、形式呆板、感情浮泛的末路。
　　3．长篇叙事诗的成就1960年前后，出现了大批长篇叙事诗。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还有田间的《赶车传》，臧克家的《李大钊》，梁上泉的《红云崖》等。此时的少数民族诗歌也不乏优秀之作，如蒙族诗人琶杰的《英雄的格斯尔可汗》，傣族诗人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波玉温的《彩虹》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丰富多彩的边地生活。长篇叙事诗的大量涌现，不仅为建国十周年庆典增添了夺目的一笔，而且填补了新中国诗坛上的许多空白，其成就是不应忽视的。
　　=========================这是中文系《中国文学史.当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