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鲁迅给藤野先生的一封信
尊敬的藤野先生:
您好!
自从当年因弃医从文而离开仙台的那一刻起,我对您的思念如同蚕丝般牵连不断,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您!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无时无刻不想起您对我的培养和教导。您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您治学严谨、教学认真,您能以公正之心来对待我这位弱国的学生,您给予了我极大的关心,鼓励和真诚的帮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您能做到这样是多少的难能可贵啊!正因如此,您给我留下的是无尽的不安和感激。您知道吗?您在我心中,是多么的伟大!是您让我明白了一句话:治人者的罪恶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
我当初学医本就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但弃医而离开仙台,是因为看了那个电影新闻,发现了中国国民的愚昧和麻木,于是我决定弃医从文,要用文笔来改变中国国民的精神,唤起他们的危机感和治国热情。我想这比治好人们的疾病显得重要得多,所以,当初我作了这一抉择。那天与您告别,我欺骗了您,无非是想不让您悲伤和遗憾。现在还希望能得到您的体谅和理解。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怕您问起,感到失望,所以至今都没有向您写过信。您给我改正的讲义,我也收藏着,但在迁居的过程中,中途损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那讲义也随之不见了。这使我非常的失望。但至少,我还留有您的照片。每当夜间疲倦,总是您的照片使我从疲惫之中解脱,使我又良心发现,而且增长了勇气。
您对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使我对您的尊敬和钦佩是他人所无以比拟的。您的精神和美德将永远激励我不断向前奋进!
顺致
教安!
您的学生周树人
某年某月某日
。尊敬的先生:
您好!阔别二十余年,您一切安好吧!
二十多年的时间,并没有拂去您在我心中的印象,反而是更加的清晰和高大了。我忘不了您在仙台对我不倦的教诲;对我热心的希望;在我离开时,对我的依依不舍。在仙台,我与您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我就已经明白,您对我的所作所为,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您衷心于医学事业,对一个来自“弱国”的学生,抱着同情与尊重。在您那里,我不仅学到了医术,还得到了一笔终生用之不尽的财富。我为有您这样的先生而骄傲与自豪。
借此机会,我要对您说声“对不起”(我不能亲口对您说,希望您能谅解)。当年我离开仙台后,并没有去学生物学,而是去从事文学了。当时我告诉您我将不学医学时,我仿佛觉得您有点悲哀,因此才编了这么一个谎言,希望您能欣慰点。虽然,我弃医从文了,可是我的国家还很弱。这不仅仅是肉体,更可悲的是灵魂的“贫弱”,所以我想,拯救国人的灵魂比拯救国人的肉体更为重要。但无论我的路怎么走,我永远都感谢您!
离别了这么多你那,我竟没有给您写过一封信或寄过一张照相,实在是愧疚莫及。我想,您对我一定非常失望吧。您给我修改的讲义,我弄丢了。但您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的寓居的东墙,书桌的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您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又忽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全都是因为有您,我再一次感谢您,我尊敬的先生。
祝
平安、健康!
鲁迅在诸多的老师中,最为敬重的有三位:一位是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他青年时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
关于寿先生,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他“极方正、质朴、博学”。他教学严,“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他常帮助有困难的学生,鲁迅父亲病重,亟需一种“三年以上陈仓米”,鲁迅多方搜求未果便告知了寿先生。几天后寿先生自己背了米送到鲁迅家里,所以后来鲁迅无论求学南京,还是留学日本,或入京工作,只要回乡便不忘去看望寿先生。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回乡完婚,仅在家十天,也要去寿先生家坐一坐。1912年进京工作后仍与其保持书信联系,1915年底寿夫人病逝,鲁迅又主动送挽帐致哀。
鲁迅与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同样情深意厚,说“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到1926年,“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1935年,日本友人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要定稿时,他回信说:“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直到鲁迅逝世前,他还曾让增田涉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鲁迅认为:“他对我的热心的希望,小而言,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鲁迅的三位尊师
鲁迅在诸多的老师中,最为敬重的有三位:一位是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他青年时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
关于寿先生,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他“极方正、质朴、博学”。他教学严,“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他常帮助有困难的学生,鲁迅父亲病重,亟需一种“三年以上陈仓米”,鲁迅多方搜求未果便告知了寿先生。几天后寿先生自己背了米送到鲁迅家里,所以后来鲁迅无论求学南京,还是留学日本,或入京工作,只要回乡便不忘去看望寿先生。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回乡完婚,仅在家十天,也要去寿先生家坐一坐。1912年进京工作后仍与其保持书信联系,1915年底寿夫人病逝,鲁迅又主动送挽帐致哀。
鲁迅与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同样情深意厚,说“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到1926年,“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1935年,日本友人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要定稿时,他回信说:“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直到鲁迅逝世前,他还曾让增田涉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鲁迅认为:“他对我的热心的希望,小而言,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鲁迅对章太炎先生的感情要比前两位老师复杂些。章太炎因早年热心维新运动的反清革命,成为一个学者兼革命家,他1906年流亡日本不久便主持《民报》,鲁迅常去报馆听他讲学。鲁迅不仅折服他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更钦敬他的革命精神。后来,“五四”运动后,章先生慢慢落伍了,白话文运动多年后,他不在维护文言攻击白话,鲁迅素所敬重的老师“原是拉车的好身手,”现在却“拉车屁股向后”了,怎么办?是尊师还是重道?鲁迅选择了后者,写了《趋时和复古》等文章,对章先生进行了尖锐批评。然而,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宣布要进行“国葬”;也有一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盖起来。于是,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
从鲁迅先生与他的三位老师之间的关系来看,鲁迅尊师,便尤其重道,这既是他尊师的标准,也成为后来为师爱生的准则。
尊敬的老师:
您好!
当初离开你也是我迫不得已的,我身为一名中国人看见自己的国家有难,我不能不帮.如果换成你,我想你也会这个的`我很怀念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也很感谢那些年你对我的照顾,谢谢您!
祝您 身体健康,注意照顾自己!
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