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是谁作曲？

俞丽拿，小提琴家，她拉过许多的小提琴作品，但人们首先想起的，总是那曲《梁祝》协奏曲。她是这个曲子最早、可能也是最权威的演绎者。几十年来，她演奏了无数次《梁祝》，不久前，她携带着这首曲子再次来到杭州，而我们的提问也是从《梁祝》开始的。

记者：当初怎么会选择《梁祝》这个题材呢？

俞丽拿：音乐学院组织学生到各地去采风，我是到浙江来的，算是浙江队，从温州到宁波，沿着海边走了一遍。我们准备了许多题目，《梁祝》只是其中一个。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我们准备了不少这样的题目。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是他拍的板，做这个题材。

记者：《梁祝》的曲调学习了越剧的唱腔，那您对越剧了解多吗？

俞丽拿：《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这整个音乐从素材到主题都是从越剧中来的，要想把它演奏好，必须对越剧进行深入地了解。其实，作曲之一的何占豪本来是浙江越剧团的乐手，当时他正在音乐学院进修。

记者：《梁祝》整个的作曲过程，您都参与了，有没有提供您的意见呢？

俞丽拿：我没有参加作曲部分。他们写完一些，就让我试着拉一些。

记者：现在拉《梁祝》会和以前有许多不同吗？

俞丽拿：当然会有些不同了，但不一定是那个好，而是阅历、经验、技术都不一样了，琴声自然不同。

记者：我们知道，《梁祝》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但小提琴属于西洋乐器，在演奏过程中，您是怎样把东方色彩表现出来的？

俞丽拿：《梁祝》有特别中国的民族特色。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作曲家能写出流芳百世的作品，都会带有他那个民族的味道。像勃拉姆斯，庄重严谨，是德国民族的传统。柴可夫斯基就不一样，浓厚的俄罗斯民间气息。一个作曲家只有体现了民族特性，才会得到世界的肯定。所以说，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

记者：《梁祝》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并且流传至今，最出色的地方在哪里呢？

俞丽拿：一个作品是否能流传下去，是要经过历史检验的，不是每首都能被承认。当年为了推动音乐创作，我们征集了30多部作品，那么多作品，流传的只有一首。有的作曲家，一生作曲无数，但能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两首。尤其像小提琴协奏曲，一定要有很美的旋律，这样才能让人记住，才能留下来。《梁祝》已经有44年的历史了，但是还要接受历史的检验。《梁祝》是一个美丽、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故事本身就家喻户晓。爱情这个主题是永恒的。根据中国越剧素材，旋律好听，是戏曲舞台上的奇葩。它让人一听就是中国的。中国人听，外国人听都很有味道。

记者：您常常在国外演奏这个曲子，观众反响怎么样？

俞丽拿：他们都很喜欢。去年11月在纽约演出，全场爆满，中国人、外国人都有。乐队、指挥都是外国人，他们花了许多功夫研究、理解作品。我们合作很愉快，演出很成功。

记者：现在有许多演奏家都演奏过《梁祝》，包括外国人，像日本的西崎崇子，也很有知名度，您怎么看？

俞丽拿：这很好啊。要想让一部作品在世界上流传，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演奏，尤其需要更多的外国人。不同的人演奏的风格肯定不一样，哪怕是同样的曲子。我有我的特色，她有她的特色，不能说谁好谁不好。就像我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各有各的特点。要做一个出色的演奏家，就必须有自己的特色。

记者：您很长时间里都是作为四重奏组的成员在演出，就您个人来说，是喜欢这种室内乐还是和大乐队合作？

俞丽拿：这次经费不足，只能是小型的音乐会。对于协奏曲来说，没有乐队在效果上相差很多，在气势上会逊色不少。至于室内乐，我本人比较喜欢，室内乐的训练对于演奏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要学，否则就无法成为一个好的乐队成员，也无法成为一个好的独奏家。我国的乐队成员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

记者：这些年来您录制了不少唱片，发行量也很好，您自己觉得最满意的是哪一张？

俞丽拿：都不满意。我录制完后很少再听它们。在我看来，录制唱片是件很遗憾的工作，一旦录成了就成了一个定式，不能改变。它不像现场演出，还可以逐步发现不足，逐步改进。演出还可以变换不同的风格。

记者：现在学琴的孩子很多，获奖成为他们学习的一个重要目标，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俞丽拿：获奖其实是一个被别人认可的证明，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搞演奏的就想上台。有观众来就是赞成。获了奖。别人承认你了，剧院就欢迎你了，表演的机会就多了，经纪人也会主动找上门来，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不过，我在第一次拉《梁祝》的时候，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得过任何奖，但大家都很喜欢，也就被承认了。最终还是要观众来认可。

记者：学小提琴的女孩子挺多，是不是女孩子在这方面有一定优势？

俞丽拿：可能小时候小女孩比较乖，比较文静一点吧，爸爸妈妈说什么就做什么。男孩子相对比较调皮，爱玩，静不下心来。不过这可不是绝对的，和性别没有关系。

记者：您带的学生很多，也出了不少成绩，您在教他们时有什么独到之处吗？

俞丽拿：我们上海音乐

学院都是一对一的教学，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特点，选取教材和作品。有的天生乐感好，有的就要去培养、启发。我教的东西范围很广，决不仅仅是你们所了解的《梁祝》。很多国家的作品都要教，教学生怎样理解它们。我要求我的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这样才能准确到位地表现出每一个作曲家的风格。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

梁祝小提琴协奏曲

1959年写成并初演。当时，何占豪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为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选择了这一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为题材，吸取越剧中的曲调为素材，成功地创作了这部单乐章带标题的小提琴协奏曲。

作品从故事中择取“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和“坟前化蝶”三个主要情节，分别作为乐曲的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的内容，以表现这对青年男女的忠贞爱情，和对封建宗法礼教的控诉和反抗。最后化蝶的描写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与理想。作品在音乐形象的塑造上并非是越剧“卡戏”式的模仿，而是根据协奏曲的形式特点，对原剧内容和曲调进行综合提炼，加以发展和创造。结构上根据标题内容的需要，运用了西洋协奏曲中的奏鸣曲式，很好地表现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在艺术处理上，为了充分发挥交响性效果，使之具有民族特色，吸收了我国戏曲中丰富的表现手法，如在呈示部尾吸取了戏曲中歌唱性的“对话”形式，用来表现“梁祝相爱”的主题；展开部中的“哭灵投坟”则用了京剧中的倒板和越剧中的嚣板。

在小提琴演奏上，借用了我国民族乐器的某些演奏技法和效果，听来别有风味。这部协奏曲旋律优美，色彩绚丽，通俗易懂，艺术性很强，在国内被誉为“民族的交响音乐”，国外音乐评论家则称它是“《蝴蝶的爱情》协奏曲”；是一部“迷人、新奇、具有独创性的作品。”

（片段 1）：结拜 （片段 2）：共读
（片段 3）：相恋 （片段 4）：送别
（片段 5）：抗婚 （片段 6）：楼台
（片段 7）：哭坟 （片段 8）：化蝶

何占豪 （1933－） 浙江诸暨人。曾在浙江省越剧团乐队工作，后入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班学习小提琴，并和几位同学组成“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探索小提琴作品创作和演奏上的民族风格问题。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毕业后，转入作曲系，随丁善德学作曲。除《梁祝》外，主要作品还有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交响诗《龙华塔》、越剧《孔雀东南飞》的音乐等，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陈钢 （1935－） 上海市人。从小跟父亲陈歌辛学音乐，十岁起随匈牙利钢琴家伐勒学钢琴。建国后入部队文工团，十五岁开始音乐创作，曾经写过一些无伴奏合唱和钢琴间奏曲等作品。1955年进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从师于丁善德、桑桐和苏联专家，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学四年级时，与何占豪合作写了蜚声国内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后又编写了《苗岭的早晨》、《我爱祖国的台湾》、《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清水江恋歌》等小提琴作品以及其他器乐作品。

陈钢 （1935－） 上海市人。从小跟父亲陈歌辛学音乐，十岁起随匈牙利钢琴家伐勒学钢琴。建国后入部队文工团，十五岁开始音乐创作，曾经写过一些无伴奏合唱和钢琴间奏曲等作品。1955年进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从师于丁善德、桑桐和苏联专家，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学四年级时，与何占豪合作写了蜚声国内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后又编写了《苗岭的早晨》、《我爱祖国的台湾》、《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清水江恋歌》等小提琴作品以及其他器乐作品。

1957年，何占豪考进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修小提琴。那时，他们经常下乡演出，每次都拉外国曲目。何占豪慢慢发现，听他们拉琴的人越来越少。他开始思考，能不能用小提琴演奏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音乐呢？于是，何占豪和丁芷诺、俞丽拿等6名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起初，何占豪用越剧音调创作出了弦乐四重奏“小梁祝”，第一次尝试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戏曲音乐。

1959年春天，作曲系的陈钢被派来与他合作。经过三个月的切磋琢磨，曲子终于完成了。有趣的是，当时曲子中并没有“化蝶”这一段，因为他们执着地认为新中国的年轻人不应该迷信。音乐学院领导听后哭笑不得，指出这是浪漫主义的一种创作手法。他们这才“放心”地把“化蝶”补出来，于是就有了今天长达26分钟、被誉为“我们中国自己的交响乐”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著名作曲家何占豪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陈钢和何占豪通力合作完成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