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 山居笔记 中的 苏东坡突围 关于苏东坡的疑问

1 苏东坡的被迫害不是一件单纯的文化事件。

苏东坡在后市的印象中，经常以纯粹文人的形象出现。在余秋雨的文章中，将苏轼的这种形象更加强化和单纯化了。在余秋雨的构建下，苏东坡高贵、圣洁、雅致而且充满了文人的魅力。乌台诗案的背景也仅仅被解读为文人之间的迫害，而且是一小撮小人引发的、一大堆懵懂之徒继之而上的单方向的迫害。

实际上苏东坡的一生遭遇与政治变迁不无关系，苏在初成名之时就被视为宰相之材（皇帝的评语），因此在熙宁变法的时候，苏在北宋政界的舆论上是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反对党。故而苏东坡被变法的新党放逐，调任杭州通判。而之前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早就被迫离京。乌台诗案发生在此时。

当变法失败以后，苏轼重新回到了政治中心，一度当过翰林学士知制诰的核心高职。但是苏轼没有在扳倒新党的过程中出力，同时其政治良心又不允许他像其他人一样迫害新党，不久就再次外任杭州，这是苏轼第二次外任，也是他三次外任里面最主动和最惬意的一次。

当新皇帝主政以后，新政再次被启用，苏轼作为旧党，又成为新党诸人的攻击对象，远放舒州等地，最后老死在回京路上。

从上面的经历和苏轼的政论文章来看，他并不能被视为一个单纯的文人，而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他在早期由仁宗皇帝和欧阳修等人积累起来的强大人望才是乌台诗案的根本诱因。苏轼也并没有像余秋雨说的那样，成熟了起来。在高后执政期间对新党的清洗，苏轼没有参加，甚至还阻拦了。这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

2 余秋雨把苏轼作为一个意象在崇拜

这是一个完美的意象，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完美。这种完美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经常出现，比如神机妙算的诸葛亮，比如风流不羁的李白，比如放荡多才的柳永。人们在创作了这些意象的同时，也忘记了诸葛亮的穷兵黩武，李白的求官拜谒，柳永的才子无行。这些和余秋雨创作下的苏轼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前文学界、评论界新老两代人的分化和冲突正越演越
烈。从王干对韩少功《马桥词典》的批评，朱文、韩东发动
的一次文学调查问卷，到目前北京某诗歌类杂志社因不能忍
受某诗人对它的批评，而把刊登该文的某日报告上法庭，一
场全国范围内的文坛对抗战，已经让人闻到硝烟味。

对于这场文坛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对抗和分化，文学博
士罗岗认为：这是正常的，这表明中国当前的文学体制正面
临重大的改变。他说，作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由此而
产生的文学刊物，几乎垄断了先前的文学发表阵地；同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依赖文学市场而生存的作家
和刊物。“这种抗争，其实也是两种体制之间的冲突。”罗
岗说，“目前某杂志上告某日报，正是该杂志行政权威性和
文坛影响力的双重溃败之际，不甚明智的败笔。”

另一位文学博士杨扬则认为，9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
秩序，应当有所改变了。他说，由于改革开放，文坛两代人
之间的观念差异明显。现在一些刊物仍在刊登关于老三届、
“文革”阴影、改革初期的文章，在年轻一代的眼里，既没
有吸引力，也没有艺术感染力，“简直不能读。”“每一代
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杨扬说，“这种冲突
应该爆发出来；否则，闷的时间越长，火气也就越大。”

文坛两代人的冲突实际上已发展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
步。上海师大中文系教师张闳告诉记者，就前文所提到的国
内“最权威”的某诗歌类杂志，在他学生的眼里，是从来都
不看的，有的人甚至不知道有这份杂志，知道的也认为它早
就停刊了。“在我们写诗的青年人中，如果谁的诗歌在这份
杂志上发表，那他就会成了我们嘲笑的对象，”张闳说。

我建议你再读一下《山居笔记》并了解一下他们的个人经历，
杰威逊告诉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思维的能力我们要自己学会判断，你能思考很不错，
霍金告诉我们即使被认为是最正确的理论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你能质疑也很不错，
有时一个人有太有才就有很强的表现欲，于是就有表现啦，再之后就有人崇敬他，有人恭维他，还会有人恨他，因为有人嫉妒还因为有人自卑，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看看余秋雨本人就很像苏东坡那时候。现在也有好多人说余秋雨的不是。但那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