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要走自己的路

1．中国革命转折时期的历史主题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这样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建设也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处在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结束过去，开启未来，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作为当时历史发展的主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的历史要求，也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要求，是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的主题，也是最重大、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问题，马克思、列宁没有现成的答案，在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建设走什么道路问题，马克思、列宁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有明确的结论。马克思早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的思想。1875年，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他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2]并根据俄国的历史情况，指出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形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基本阶级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由于这些经济成分的性质不同，这些阶级的利益不一致，他们彼此之间必然要进行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必须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合作社，把广大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把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归苏维埃国家所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同时，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马克思、列宁的论断，解决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原则问题，这对中国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历史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同，不论革命，还是建设，都不可能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能照搬俄国的经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走自己的路。不仅中国革命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而且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式的建设道路。

第二，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方向，但是直到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以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并未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而是处在长期准备的阶段上。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胜利前进的。这一理论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酝酿，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确立起来。中国共产党自一大起即把社会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和确立的长时间内，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问题的不断探索，提出了关于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思想。毛泽东在开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斗争中，即提出了必须经过“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的观点[3]。1937年5月，毛泽东在阐述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责任时，明确地提出了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他说：“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指出：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4]。同年12月在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革命转变的思想。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现实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轻易谈转变。”[5]两年后，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历史必由之路”。[6]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连续发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论》两篇文章，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1945年4月中共七大进一步发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在全党确立了它的指导地位。

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确立和发展，毛泽东逐渐构建了革命转变的理论体系：（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7]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一定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8]（2）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这恰如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才有可能争取不流血的和平转变。（3）两个革命阶段“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9]；第一个革命阶段的直接目标，是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4）我们所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10]。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1]

上述革命转变的理论，为民主革命胜利后，适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还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还远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还没有也不可能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革命转变还完全停留在理论探索的阶段上。

第三，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成为紧迫的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使命是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在民主革命时期，重点是改造旧中国，但改造中有建设；新中国建立后，重点是建设，但建设中也有改造。善于改造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主要是探索中国式的革命道路问题和探索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问题。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毛泽东发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中国共产党找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经过了近十年的艰苦探索。直到1935年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和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又经过十年左右时间，有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才在全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真正统一。从此，中国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发展，1949年新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如此艰苦，如此伟大！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后解决新中国建设的方向、道路问题，更艰苦，更伟大。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劣势、被动的地位，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的中心只能是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只有走完第一步，才有可能走上未来的第二步——社会主义。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指挥战略反攻和大决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被动变为掌握中国命运的主宰力量。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业已在即，这就为建立新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只有这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才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革命转变才由理论探索变成为紧迫的实践。这里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防止党执政后腐化变质。这三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问题。可见，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与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这样两条伟大道路开始转换的时期，如何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问题，已经成为革命实践紧迫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所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一方面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同国内外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驱逐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决不能半途而废；另一方面要筹划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项政策，以加强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好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要在掌握全国政权以后，继续改善和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防止因胜利而骄傲、腐化下去，从而，保证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不用流血”，“而可能和平解决”[12]。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而展开的。面对这两条伟大道路的历史性转换问题，中国共产党表现了最崇高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和基本政策，并就适合国情、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开始了最初的科学探索。这是关系实现革命转变，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成果，开创社会主义伟大基业的根本关键。

2．实现革命转变的精神力量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在革命转变的关头，对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其探索和思考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如何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上和晋绥干部会议上，进一步阐明了革命转变的思想理论，阐明了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基本政治纲领和基本经济纲领。1948年下半年以后，全国范围的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及纪念七一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对革命转变问题做了新的探索和深刻的阐述，奠定了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其基本精神，主要是：关于基本国情。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经济异常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低，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3]刘少奇、周恩来对这种基本国情做了阐发和论述。这些论述，科学地阐明了新中国建设不能照搬苏联的办法，而必须在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之后，紧接着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同时也阐明了党制定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基本国情依据。

关于革命转变的前提条件。一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准备由乡村向城市转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变到城市的深远意义。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并使其他工作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工作；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方面的斗争；必须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14]二是实现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标志着革命战争的结束与和平建设的开始。革命战争是破坏旧世界，和平建设是创造新中国。毛泽东指出：革命胜利以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两大转变，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备的政治前提和政治环境。

关于革命转变的基本目标。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异常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5]1948年底，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论述了革命胜利和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16]。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7]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革命转变的社会主义方向、道路，提出了实现革命转变的生产力标准，以及发展生产力与革命转变同步前进的构想。

关于革命转变的主要途径。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首次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度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探索。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探索。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并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长期的，是和平的竞争。又提出“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18]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认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的提纲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并提出： “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19]在这次讨论和探索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政策。

关于革命转变的准备条件。毛泽东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条件，指出：“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20]并认为，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标准。刘少奇对革命转变问题提出了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工业化了，重工业大大发展了。1949年6月，刘少奇在为访问苏联所准备的报告提纲中，提出：“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21]二是资产阶级不反对社会主义并愿意和平转变了。刘少奇1949年5月6日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尚不能互相脱离，“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就可搞社会主义。”[22]他在同天津资本家谈话时又说：社会主义怎样走法？就是对资本主义实行限制政策，如果不从现在想办法限制就不能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就要革你们的命。和平转变，就是你不反对社会主义，并让你发挥作用。不减薪，还加薪，股东的股票由国家有代价的收归国有。刘少奇这些阐述，虽然还不够规范、精确，但已经比较具体地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备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级关系变化两个基本条件，并实际上提出了和平赎买、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设想。

关于革命转变的时间估计。早在1940年3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就指出：“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23]1948年9月，毛泽东在谈到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问题时，强调首先要努力发展经济，指出：“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24]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八年十年发展”，也说过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刘少奇在阐述和发挥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时，在1948年12月华北财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存在，但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过渡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这样对无产阶级有利。”[25]1949年4月，刘少奇在天津考察期间，又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特点，指出：“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而我们才只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26]

上述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讨论和探索，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确实形成了一种适合国情，经过一段建设新民主主义而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科学探索精神。这对于当时实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与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这样两条伟大道路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力量。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上,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在思想方法上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走自己的路,在基本立场上体现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统一.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走自己的路,在理论原则上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又会产生新的主客观矛盾,这就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不断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使之具体化和深刻化.
无论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统一,还是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都意味着对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和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偏见的突破,因而走自己的路,同时意味着开拓创新。

就拿你来说，你连你父母的话也不一定全听，一个国家怎么不会自己走自己的发展的路？同时中国人天性聪明，勇敢，勤劳，团结，为什么要听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