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为学》的启示

“ 汉学”和“宋学”是我国古代两种基本的治学方法。前者注重原著文本，以训诂考证研究为主；后者注重推演，以阐发引申文中之义为主。这也许相比于今天的“科学”与“人文”。

“汉学”注重原著本身，从文本文句的训诂着手，弄清他们的本来含义，考证文本“是什么”、“为什么”，不妄加附会穿凿。正所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代表人物如戴震、惠栋、王念孙、段玉裁等大学问家，这种学风历来遭到批判，李白有首诗“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也是对这种学风脱离实际的批判。但我个人认为，现代人的史学、天文、地理、音律、语言、典章制度的考究莫不来源于此。也许在历史上这些古人对中华文明传承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亚于《李太白诗集》。戴震为考证“光被四表”中的“光”之意，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古籍中寻找证据。虽然有了一些证据，但总觉得还不充分，晚年关照弟子、儿子继续考证。又过了二十多年，弟子们终于在《前汉书》中找到了“横被四表”的实例，纠正了过去的误释。足见“汉学”治学的严谨。

相比汉学的“格物致知”、“研经博物”（康熙语），“宋学”多少继承了孔子的“诗无达诂”和孟子“以意逆志”的解读文本方法。“宋学”从实用的目的出发，寻求、阐发文中的微言大义，以当前的观点解释古文。宋明理学正是在这种文风下形成的。“六经注我”，宋代理学家不拘泥于文本的章句训诂，借释古籍以宣扬自己的思想，乃至向政治需要靠拢，又走到了一个极端。“宋学”之弊，在于过分引申发挥，陷于空谈。其实这种文风在魏晋时也见盛行，“竹林七贤”（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是其代表，西晋灭亡、东晋南渡，史学家皆归之于“清淡误国”。宋明两国皆亡于问蛮荒民族金和后金（清），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宋明理学的“空疏”。

清代的大学问家黄宗羲、王夫之遂倡导“汉宋结合”各取其利，共去其弊。西方研究的“科学”与“人文”也说明了此问题，前者强调“实证”，注重科学的考证，重视实验和实践，一切以客观事实说话，排除抽象的思辨；后者则强调“理性”和直觉，重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觉和推理。这类似于“汉学”和“宋学”。

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正处于一个改革的关键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种嬗变，它将变革传统教育使之走向现代教育。改革者认为，现在学生缺乏的是动手实践能力、创造创新能力。所以要重视探究、重视方法、重视过程，而将知识的积累放在了次要的位置。正所谓“要葫芦不要绿叶”。改革需要“矫枉过正”，对片面追求升学率，死读书、死记硬背我们应当改革也改进。但改革一旦动了教育之根，丢了教育规律，乱了教育法则，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同泼掉，对于一代人人来讲，应是一种灾难。。试问，两种能力的基础是什么呢？应该是知识的积累吧，离开了知识去追求能力乃至创新，属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创新精神是一种内化和升华，不是训练和操练的结果。

所以，现代教育的必由之路应考虑“汉宋结合”的理念，要“格物致知”、要“研经博物”，要“重视积累和继承”，也要注重方法和过程。知识的发生、原生过程要传授，知识的系统和纲目也应积累和掌握。创新好比火山爆发，光有缺口和震动，没有岩浆，哪里有喷发呢。“岩浆”的积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人类文明是几千年人们感性获取的积累，这些间接经验的快速高效积累与继承才能使我们站在人类文明的新高度，从而实现对未来世界的认知和创新。

哪里有生而知之者啊，教育首先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尽早、尽快地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站在科学巨人发现的肩膀上，浴在先哲圣人思想的海洋中。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先者之道，后生必承，术业不专，何谈大家。“汉宋之学”带给我们的思索伴随着现代社会、现代教育的发展而产生的流弊也许会更加深刻。

学好学不好不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而是由自己努力不努力决定的。

说明事在人为，人定胜天

有志者事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