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兴起于（ ）

据西方学者统计，从1816年至今，出版的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的译本问世。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中，《道德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当然，西方人迷恋《老子》，也是各取所需，各有所爱。如冯·布兰切勒的《老子〈道德经〉：美德之道》一书说老子如同基督教的上帝，具有博爱与宽容的精神；新教神学家尤利乌斯·格里尔则列举了《道德经》与《新约》的相似点80处；法国学者阿贝尔·雷米则说《老子》第十四章中就出现有“耶和华”三个汉字；德国人萨冯·施特劳的《老子》注释本则按照严密的德国唯心主义的逻辑体系重构五千言的结构图式；另有德国学者用格式塔心理学的模型来解读《老子》；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从《老子》的“当其无，有有之用”抽绎出建筑学上的空间与砖瓦匠同等重要的原则；美国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也指出西方近代物理学与《老子》的东方神秘主义有着相似性。此外，还有《老子》中的“雌”、“母”的隐喻，也引起了西方女权运动者的兴趣，练气功或柔道的人、传统医学的从业者、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从《老子》寻找经营理念的商人以及要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宣称从《老子》那里找到了精神养料与灵感源泉。甚至连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用他那“对恶不抵抗”的学说来诠释《老子》的无为思想，把老子当成自己的同调；而前苏联的杨兴顺则认为《老子》的“无”不是“无物”而是“无有”，即穷人、无产者，他把《老子》说成是革命宣言。由此可见，《老子》一书在西方确是甚有影响。

西方社会出现这种经久不衰的老子热与形形色色的老子观，其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一方面，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与1993年湖北省荆门郭店村一座古墓中出土的楚墓竹简《老子》，无疑极大地激发了西方人研究《老子》的热情。另一方面，当代英国汉学家和哲学家克拉克的《西方人的道——道家思想的西方化》一书则把道家思想在西方的流行归结为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三个变化：希望过更好的生活，但要从传统宗教教条式信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透过克服身心二元论达到一种身心完整的生活；需要从更广的范围看待当代各种思想潮流。而这里更不应忽略的，是《老子》本身：其一，《老子》言简意深，哲理宏富，它虽然只有区区“五千言”——这个字数在当今评个哲学助教恐怕都不够格，但它浓缩了这位东方老人的大量的人生智慧和至理名言，而且它的诗化哲学的话语表达式往往寓意隐晦，言有尽而意无穷，也给后人的无限解读提供了广阔空间，犹如杜鹃鸟的一声不经意的啼鸣总能使富有想象力的诗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老子》的精神特质系反对文明的异化，它的自然无为、去伪存真、知足不争和贵柔守雌等理念，在文明高度发展因而其负面问题愈发显现的西方社会，自然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同。
A．N．怀特海（A.N.Whitehead1861-1974）是环境哲学的先驱之一，也是对东方智慧豁然贯通的先驱者之一,1925年他完成了著名的《科学与近代世界》，1929年又完成了划时代的巨著《过程与实在》。怀特海把西方近代科学评定为以机械哲学为基础的研究模式和信念系统。这种模式运用的是主客二分、物理还原、静态分析、孤立实证的方法。根据20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新动向，怀特海敏锐地宣告:机械论哲学和其研究模式已经陈旧过时，代之而来的将是有机论哲学时代，因此需要有意识地重建有机的自然观。有机自然观更多地考虑生物学、生命、生成过程、自然过程的模式而不是近代物理学模式，它将复现自然的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魅力所在。怀特海指出：“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人们对待自然和艺术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都市化的过程迅速发展，需要对新的物质环境的美学性进行最精微和最迫切的研究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最高潮……由此产生的两个恶果是：（1）不顾每一个机体和环境的真正关系，（2）不顾环境的内在价值，而在考虑终极目的时，环境的内在价值是必须充分估计进去的”[1](P187-188)。怀特海对自已的哲学有独特的评价，据访问过他的贺麟先生回忆说：“他谈到了他的哲学著作，说是东方意味特别浓厚，也许中国人反而容易了解，容易欣赏些。他说，他的著作里面就含蕴有中国哲学里极其美妙的天道（Heavenly order）观念”，贺先生则认为“他的天道观大抵介于儒道之间，而稍偏向于道家”;另外在《过程与实在》中，怀氏写下了“我的有机体哲学的总的立场，似乎多少更接近于印度人或中国人的某些思想线索。”[2](P103)于此可见东方道家哲学独特内涵之所在。(持生态有机整体论的著名的人物还有W．惠勒、L．摩根、W．阿利、A．爱默森、K．施米特、J．克鲁奇等。)有机论者旨在否定牛顿模式和笛卡尔、康德等的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前提，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科学范型。1952年冯·贝塔朗菲(L.von.Bertallanffy1901-1972)发表《生命问题——现代生物学思想评价》，从生物学研究出发得出整体、动态、主动的系统有机体观，并进而上升到世界观的普遍原理——一般系统论，一般系统论旨在取代老式的哲学本体论、范畴论，克服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和旧的机械哲学，它标志着怀特海以来有机哲学的深化进步。[3](P3,205,22,206-207)

著名科学史家、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Needham1900-1995)热爱道家(笔者案：西方学人用Taoism一般既表示道家也表示道教)，自称皈依中国人的世界观，又自号“十宿道人”，他把中国道家价值排列于中国思想的价值序列之首位，他认为与印度和古希腊特定的机械原子论世界观不同，中国很早就发展出有机宇宙观。汤川秀树（1907-1970）说他一开始欣赏老、庄，因为老、庄的思考以自然界为中心，老、庄认为脱离自然界的人不可能幸福。后来他学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时开始反感一味地顺从自然的教导，可是由于原子弹事件，他最终又发现“老子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命运”。[4]（P56）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1889-1975）认为英国资产级革命以后的工业文明让人类对生命层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统治权力，使得农业文明时代人类与生物圈相对平衡的力量被打破,全面征服自然界的战争已经造成了生态退化的后果，而事实上人只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他认为科学的后果仅由科学本身单一的行动得不到根治，而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持的都是人类中心主义，故担当不起拯救自然的使命，相比较而言佛教、道教、古代万物有灵论敬畏自然，才有可能担当得起拯救地球的使命。

著名学者F.卡普拉(F.Capra1938——)对道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无论是印度教、佛教还是道教，“他们的信徒的最高目标是认知所有事物的统一和相互联系…”；东方宇宙观中，“宇宙被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在，它永远运动，是有生命的、有机的，是精神的，同时又是物质的”；[5]（P10）“东方哲学有机的‘生态学’的宇宙观无疑是它在西方，尤其是年轻人中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5]（P11）目前，全世界正经历着一场价值观、思想和文明范式深绿色化变革的时期，卡普拉强调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应从主宰和控制而改变为合作和非暴力的态度，即回到老子的“同于道”即顺从自然的原则。[5]（P322）F.卡普拉揭发说佛教、道家、儒家、禅宗等学术中深蕴有各种生态智慧，他曾说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评价“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4]（P63）美国著名环境哲学家、环境伦理学家R.F.纳什（R.F.Nash）评价说：“卡普拉深受正在兴起的生态学的鼓舞，把它视为道家的万物一体意识的西方对等物。”[6](P141)实际地讲,卡普拉的确是把握住了二者的深刻会通之处。现代科学中出现了“错综论”，这是把秩序与混纯统一起来的科学，按这种理论:自然永远处于秩序与混沌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有人指出“错综论的发现重新恢复了像中国的道家学说这样古老哲学中的智慧，道家学说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P475)

R.F.纳什在其《大自然的权利》当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对其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二分的二元论哲学传统、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念、狭隘的人类主义道德和权利观、单纯分析和实证的科学方法论、对自然事物的功利主义、无节制的消费主义、征服自然的自由观念等一系列特殊教条的反思批判要况，他多次提到东方宗教，特别是道家与佛教。他认为：道教、佛教等的核心“是拒斥那种在传统基督教中是如此突出的二元论和人类中心论。东方宗教认为，大自然的所有构成部分在本源上是同一的。通过把自我融合进一个更大的有机整体中，这些宗教排除了通向环境伦理学的思想障碍。东方的古老思想与生态学的新观念颇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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