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学术的民主和思想自由,科学就不能繁荣

2025-02-22 07: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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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要实行真正的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
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北京 100039）

应怜屐齿印苍苔，
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游小园不值
宋•叶绍翁

从1981年作硕士论文<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时起，我对彭加勒的研究断断续续地延宕了十余年。我翻译了彭加勒的四本科学哲学名著，发表了一批不同於传统观点的研究论著，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间，我还针对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爱因斯坦思想研究，批判学派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迪昂、皮尔逊)个案研究和总体研究，《唯批》第五章研究，两极张力论，科学发展与科学革命，科学说明与科学理论评价，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等课课题下了较多的工夫，这些工作对彭加勒的研究也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由于彭加勒是列宁在《唯批》中着力批判的对象之一，因此这个课题的研究是极为敏感的，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气候中是有较大风险的。即使我有实事求是的科学良心和“贞松不改柯”的理论勇气，但是我的研究成果也完全有可能给主持公正、维护学术自由的人带来麻烦。因此，我十分感谢在困难的条件下鼓励、理解我的学术研究的同行，十分感激使我的学术成果得以面世的出版界人土荣开明、何怍榕、李景瑞、何越、俞晓群、谢华、刘黄诸君。我钦佩他们“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的高风亮节和高洁人格！
相形之下，在大陆学术界，至今还有那么几个“左得可爱”的人，他们一有风吹草动便使出浑身解数，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他们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总想捞到学术之外的“好处”，以弥补自己真才实学之不足。他们总是装得一贯正确，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错误，更不知道什么叫脸红(大概上帝没有给他们设计这种程序和功能)。搞这些“小动作”也不能完全归咎於他们个人品德之低下，这也是在大陆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下长期“人工选择”的产物。可庆幸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的觉醒，这种“可炸麻现象”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我认为，要彻底根绝谬种流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的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记得1989年3月14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在北京召开了“民主、科学与中国现代化”专题学术讨论畲。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把民主和科学精神变为国民的自觉意识>的发言，该发言稿由於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公开发表，尽管这篇短稿是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视野看问题的，但它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话题也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至今仍未失去其现实意义。在这里，我愿把它抄录于下，立此存照：

70年前，五四运动的贤哲们慧眼识真金，从西方请来了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以期救治中国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一切黑暗，把中国引向光明的世界。尽管许多志士仁人为此前仆后继，但由于中国旧的封建势力和封建传统积重难返，以敌视民主和科学为主要特征的专制思想根深蒂固，以致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未能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近十年来，改革开放无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有许多事情未能尽如人意。政治改革步履艰难，部分党政官员腐败堕落，不正之风无孔不入，教育危机迫在眉睫，知识贬值日益加剧，即是其中之首要者。追根溯源，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未能深入人心。
五四的先哲早就洞见到，西方所谓的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即林肯所谓的“由民”（by people）而非“为民”（for people）。中国儒家学说中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仁民爱民、民为邦本等思想，皆以君主之社稷为本位——此乃民本主义，而非民主主义。我们多年来奉为法宝的群众路线、集中民主、专政民主，以及新近冒出的所谓新权威主义，尽管在字面上讲起来多么“辩正”、多么动听，其实质均以不受制衡和防范的领导者的个人意志为本位（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历次政治运动的恶果和各个历史时期重大决策的失误就可想而知了），很难说是真正的民主。其实，中文“民主”一词的本来意义就是“民之主宰者”。这种语义上的强烈暗示，也许已潜移默化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容格意义上的），无形中成了中国人的“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近年屏幕上屡屡出现的“好皇帝”、“大清官”（死去的和活着的，古代的和现今的）形象，报纸上着力宣传的“伯约相马”和“士为知己者死”，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生活形式的真实写照。因此，要让民主精神驻足公众的意识，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
中国不是近代科学的诞生地，加之近代科学的引进又主要着眼于器物和知识，从而真正的科学精神始终未能成为国民的自觉意识。且不说封建士大夫曾经顽固地把科学视为奇技淫巧，也不说洋务派仅仅仰慕西方的船坚炮利；即使在今天，人们往往把科学等同于技术，把科学看作是装满精巧戏法的百宝箱，能够变换出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科学成了纯粹功利主义的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当然这也是科学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这种对科学的工具论态度无异于现代的货物崇拜（cargo cult），它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科学追求真知、追求智慧（wisdom）的形象，泯灭了科学精神的弘扬。要知道，即使当年为科学的功利目的大声疾呼的弗兰西斯•培根（他那样做是适逢其时的），他在宣传科学的应用目的时也强调指出，首先是必须发现事物原因的“启发的实验”，然后必须是把这种知识应用于实际目的的“成果的实验”。看来，功利性只是科学（须以技术为中介而转化）的副产品，而不是科学的主要的和终极的目的。
简而言之，科学精神集中体现在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的精神气质（ethos）之中，其首要者乃是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借用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的话来说，科学的理性精神的精髓“并非在于固守驰名天下的公理，而在于不把任何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科学的实证精神也许集中体现在这样的观点上：科学力图按照宇宙的尺度，而不是按照人的尺度来观察世界。真正的科学理论（如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的发明者从来也不自命自己的创造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用之何时都不变的真理，而宁可把它视为工作假设或暂定的、可以被新理论取代的东西。因此，以理性为先导、以实证为根基的科学是一个“三无世界”——无偶像、无禁区、无顶峰。要知道，任何社会的最大危险莫过于盲目轻信，而以理性和实证珠联璧合的科学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正是盲目轻信的有效的解毒剂，这才是科学之价值的深层意蕴。
沿着五四先哲们开辟的道路前进，把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变为国民的自觉意识，中国就会面临一个光明的未来！

本书稿的写作、出版得到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林正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叶秀山、助理研究员吴国盛的关照，《世界哲学家丛书》主编傅伟勋教授两次从美国费城来信给以支持和鼓励，在此谨致谢忱之意。三民书局暨东大图书公司为文化积累和学术繁荣，为海峡两岸学人的交流尽心竭力，令人堪佩不已。
写完书稿，京华正是“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之时。我很想即景抒怀，赋诗言志，无奈百思不得其辞。既然江郎才尽只好拈来旧作充数，聊补“有花无诗俗了人”之憾。当年(1976年3月6日)乘船过沅江口港写下〈浪淘沙•洞庭湖〉时，倒也没有什么蓄意，而今不知读者有何会意?

骤雨夹劲风，
烟雾蒙蒙。
湖天浑然成一统。
是谁挽得银河水，
尽倾洞庭?

白浪卷千重，
百舸疾行。
凭栏俯仰疑双晴。
洞庭银河孰上下，
欲辨不能。

李醒民
1993年4月12日于北京中关村

回答2：

都想当官了,谁还研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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