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的修订过程

《大明律》的修订是明代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代统治者，很注重法律规范的修订。在《大明律》颁布以前，朱元璋很早就开始了系统的立法活动。“太祖初渡江，颇有重典，……命（李善长）与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明史·刑法志》），“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明史·李善长传》）。可以看出，朱元璋在渡江占据金陵时，就已开始了法律的制订工作，而在吴元年，更是系统地制订了“律令”。是年“甲寅，律令成，命颁行之”（《明太祖实录》）。但这时所颁布的“律”、“令”还不是后来所说的《大明律》，而是分“律”和“令”两个互不相属的法律规范。其“律”是由元律衍化而成的刑事法规，而“令”则是调整各行政部门的行政法规。虽然吴元年“律”的详细内容今天难以窥见全貌，但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这部吴元年“律”对于《大明律》的修定，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也就是说，它是《大明律》的直接渊源。但这部吴元年“律”是一部“有乖中典”的峻法。这也许是明“太祖惩元纵驰之后，刑用重典”的缘故。到太祖洪武初年，朱元璋已注意到了它的“轻重失宜”，因此随着大局的稳定，于洪武元年八月开始了修订《大明律》的酝酿阶段。
朱元璋大规模修订《大明律》共进行了三次。第一次开始于洪武六年十一月，次年二月书成进上，名曰《大明律》，篇目仿《唐律》，分“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十二门。这部洪武七年《大明律》就体例来看，完全是《唐律》的翻版，就内容来说，则由四部分组成：一是采用吴元年“旧律”，二是“续律”，三是吴元年“旧令”上升为律，四是立国以来法律实践中的“因事制律”。体例虽旧，但律条内容为据明初社会状况因时而设，且较“吴元年律”有很大的进步。比如，有鉴于“吴元年律”量刑过重给社会稳定带来的不良影响，七年《大明律》对此有所救弊，摒去了一些较为严酷的条文，整体上科罪量刑远较《唐律》等著名法典严峻。
七年《大明律》颁行以后，又经历了两次局部的修订。到洪武二十二年，由于朱元璋因事制例的习惯，七年《大明律》逐年增多的“条例”已经发展到了影响明律条文正确、实用的程度。因此刑部上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朱元璋采纳刑部建议，决定以七年《大明律》为基础，对《大明律》作大手术。根据当时丞相已废、六部分掌中书省职权的实际情况，这次修订的《大明律》，完全打破了原仿《唐律》旧例的做法，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冠《名例律》于篇首，合为三十卷，凡四百六十条。二十二年《大明律》使隋唐以来沿袭了八百多年的中国古代法典体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二十二年《大明律》的典型特点。但就科罪量刑方面来说，二十二年《大明律》中依然保留了许多“畸重”的条款，即仍体现着朱元璋“刑用重典”的立法精神。
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孙朱允炆立，并开始参预政事。据史书记载，太孙生性宽仁，深感二十二年《大明律》用刑苛重，乃请于朱元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屈法以伸情。”朱元璋深然其说，命他捡出二十二年《大明律》中刑重条文凡七十条款改定之。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最后定本刊行。几经修改，三十年《大明律》在刑罚方面明显较前有所减轻。朱元璋为了纠补这种刑轻现象，贯彻其以“刚猛治国”的既定方针，在三十年《大明律》刊布时，特将其另行制订的《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后，并申令：“今后法司只依《律》与《大诰》议罪。”因此，律、诰并行，以诰补律，是三十年《大明律》的典型特色。
经过洪武七年、二十二年、三十年三次大规模修订，到三十年《大明律》正式颁布实施，明代大张旗鼓的修订《大明律》活动可以说基本结束。正如《明史·刑法志》总结的那样：“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订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这里所说的“一代法始定”，其意是作为明代根本法典的《大明律》正式完成。该法典在洪武三十年最后颁布以后，由于朱元璋严令“定律不可轻改”，“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因此洪武以后的君臣们对《大明律》“历代相承，无敢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