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这个概念是谁提出来的？

我们随便翻开一本词典就会看到，哲学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s和sophia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一般说来，举凡知道哲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意思。然而，在这个人人皆知的词源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却并不是人人都了解的了。为什么哲学通常被看作是“智慧”的同义语，而其本义却不是“智慧””而是“爱智慧”呢？因为“智慧”之为“智慧”并不是“小聪明”，也不是一般所说的“明智”，它指的是宇宙自然之最深邃最根本的奥秘，标志的是一个至高无上、永恒无限的理想境界。所以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才会说，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神而不适合人，我们人只能爱智慧。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与通常所说的知识是不同的：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虽然一切科学都比哲学更有用，但是唯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换言之，哲学家原本或者应该是最谦虚的人，他们知道人至多只能爱智慧而不可能占有智慧，因为人生有限而智慧是无限的，而且这种无限的理想境界属于“绝对的无限”，甚至不可能依靠人类的无限延续来实现，更何况人类能否无限延续下去也是成问题的。不幸的是，哲学家的“野心”逐渐膨胀，越来越大，即使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都无法与之同日而语。帝王将相们的野心至多也就是称霸全世界，哲学家的理想却是要发现和破解整个宇宙的奥秘。所以，他们实在不甘心只是爱智慧。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亦给予了哲学家以很大的鼓舞：既然自然科学可以成为普遍必然的真理性知识，那么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的哲学当然也不例外，而且更应该成为真理性的知识。于是，使哲学从“智慧之爱”变成“智慧之学”就成了哲学家们千方百计企图实现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因为违背了哲学的本性而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哲学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来对比哲学的本性。
科学或自然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人类认识能力的产物，它以理性为基础，其成果表现为具有一定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和实用性的技术。宗教所依靠的不是理性而是信仰，它们产生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亦即对宇宙的真实存在和终极奥秘以及包括人自己在内的所有存在物的来源、归宿和实在性的关怀或牵挂，因而宗教的对象是具有永恒无限之特征的超验的和理想性的存在，对于这样的对象是不可能通过认识来把握的，所以只能信仰。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居于科学与宗教之间：一方面它象科学一样属于理论思维，因而从根子上总是诉诸理性，另一方面它又象宗教一样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追求热爱的是永恒无限的智慧境界。表面看来，与科学和宗教相比，哲学自有哲学的优越之处，因为科学知识解决不了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问题，而宗教则由于诉诸于信仰，所以缺少理论上的合理性。然而实际上，哲学的优越之处恰恰是它的局限所在：哲学既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它的对象就一定是永恒无限的东西，那实际上是我们的认识能力亦即理性所难以企及的。结果，哲学既缺少宗教单纯诉诸于信仰的方便法门，同时又无法达到科学知识所特有的确定性，这就使哲学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它的问题几乎都是无法解答或者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以至于20世纪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施坦说，“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找不着北’”
哲学家们为什么会“找不着北”？
因为哲学的问题几乎都是一些无法解决没有答案的难题。
通常我们所说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问题”和“难题”两类。所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样的问题有答案而且大多只有一个答案，例如1＋1＝2之类。难题就不同了。我们所说的“难题”一般是没有答案的，准确地说是没有唯一的答案，只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由于这些解答方式没有一个可以最终解决问题，因而都是“平等的”或等值的。如果我们细心地想一想就一定会发现，人世间的事情实际上是难题多于问题的。
哲学问题不仅是难题，而且是难题中的难题。

关于“哲学”一词的引入并在中国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情形,不少学者已作了详细的描述。如说“哲学”一词是个舶来品,最初是日本学者西周在1875年用来翻译西语“Philosophy”而使用的;稍后,中国学者便把这个译名用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以指称中国古代研究“形而上”的学问;再后来有了“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中国哲学”的学科也逐渐建立起来,等等。根据这样的描述,似乎是先有了西方“哲学”观念的引进,然后人们以之为思维范式和框架来处理中国传统思想,才有了“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的概念和说法。其实,早在我们使用“中国哲学”的概念之前,早在中国学者所写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问世之前,西方学者就已经广泛使用“中国哲 学”一词、谈论“中国哲学”,并相继出版了名之曰《中国
哲学》、《中国哲学史》或有关“中国哲学”的著作了。
从可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看,利玛窦(1552—1610)用过“中国哲学家”一词,并认定孔子是“大哲学家”;维科(1668—1744)用过“孔子的哲学”一语;马勒伯朗士(1638—1715)也使用过“中国哲学家”一词,并著有《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卫方济(1651—1729)不仅使用了“中国哲学”一词,而且还以拉丁文著《中国哲学》;曼肯尼也著有《中国哲学史》;莱布尼茨(1646—1716)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不仅使用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一些是“中国哲学”的著作;另一位德国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认为,早在17世纪前的几百年间,西方世界就赞颂着“中国哲学”,他还提出了如何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狄德罗(1713—1784)为《百科全书》专门撰写了《中国哲学》一节,不仅使用了“中国哲学”概念,而且勾画了中国哲学简史,阐述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观。即使就自己所划定的哲学领域而对中国哲学多有非议的黑格尔(1770—1891)而言,虽然认为中国哲学不属于哲学史等,但他在谈论哲学史时却无法回避“中国的哲学和宗教”,要谈孔子的哲学、老子的哲学、《易经》哲学。其后,许多西方学者都使用了“中国哲学” 一语,并有不少人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
由上可见,早在中国学者之前,西方学者就已经普遍使用“中国哲学”概念了,两者之间的时间差距至少有三百年;“中国哲学”的概念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也是一个“舶来品”。不仅如此,早在中国学者把“哲学”这一译名用于指称中国古代研究“形而上”的学问之前,西方学者就已经以西方哲学的理念、范式来研究和诠释中国哲学了,而构制和描述“中国哲学”历史的工作也不是我们先贤的创意。说起来真是惭愧,但这却是谁 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泰勒斯。不过哲学之名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翻译的中文来自于一个日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