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屈原的政治成就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此次的变法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的过于简略,现人无法窥其全貌,但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拿归结为六条: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卫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
第二,举贤能,唯才是举,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要推齐国的齐桓公(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如骛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其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的直达天庭。
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故而要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
第五,命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
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题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约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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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就是一个愚汉,连死都不怕,还怕奋起抗挣吗?去自杀,除了博得弱势群体的同情以外,没有什么深远的政治影响,不过他还是开创了世界跳水运动的先河,带动了懦夫投湖自杀的长远发展。
既是失败,
又是61%的空想者。
对他,说白了,大白痴一个!
他对历史的前进没有任何推动作用!
死,管个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