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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城市发展史上的三次飞跃_兼论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来源： 城市规划汇刊 作者： 李东泉

　　[摘要]纵观一百多年的城市发展史，青岛在完成从一个小渔村到现代化国际性大城市的蜕变过程中有三次质的飞跃。从中可以验证城市发展潜力转换为城市发展动力的规律性特点，也可以发现涉及区域分析、选址、资源利用、城市空间布局等城市规划领域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希望通过对这三次飞跃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结果的分析，对今后城市发展的决策提供借鉴，并进而对城市规划如何更好地为城市发展服务有所启示。
　　自1891年建置至今，青岛从胶州湾畔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为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现代化国际性大城市，市区人口从1897年的约14,000人，发展到今天的2,310,000人。从城市发展角度看，在百年历程中，有三次质的飞跃使青岛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它们分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在青岛的殖民统治期间，通过城市选址、港口和胶济铁路的建设，为青岛城市的形成及此后的发展方向奠定了物质基础；1931－1937年沈鸿烈任青岛市市长期间实施的物质建设与文化建设、市区与乡区兼筹并进的城市发展政策，迎来青岛第一次全面发展的高潮，并使青岛走向现代化城市的自我成长之路；而1992年开始实施的开发东部的战略决策，则为大青岛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格局，为青岛走向国际性大城市提供了保障。城市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应使人们认识到，没有对过去的认识和理解，就不能有效地规划未来。通过对青岛城市发展史上这三次飞跃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结果的分析，可以为今后城市的发展决策提供借鉴，而此过程中反映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关系，将对城市规划如何更好地为城市发展服务有所启示。
　　2．从渔村到城市——港口和铁路是青岛城市发展的基础
　　德国选择青岛作为殖民地基于胶州湾的区位优势和建港条件。德国人对胶州湾的兴趣最早始于李希霍芬的调查报告（3）。在1868－1872年间，德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爵士对中国进行了7次考察，包括调查山东的农产和矿产。回国后出版了《中国》、《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湾》等书。他认为胶州湾具有“未来的重要性”，“此地的港口符合一个伸展到华北的铁路网的海岸据点的条件，将替华北的棉花、铁和其他产品创造一个便利的出口，并使进口货便宜地通往一些重要地区。”（4）总之，“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 德国在决定派兵占领胶州湾之前又花了很长时间进行调查研究，作了充分的区域分析和城市选址方面的论证工作。 1896年8月，德国政府命令远东舰队司令提尔皮茨调查胶州湾和山东半岛的军事形势与经济情况，从而确认胶州湾是最适宜的港口。1897年正式入侵前夕，德国政府又专门派遣海军部建筑顾问、海港工程督办、著名海河工程专家佛朗求斯对胶州湾重点调查。8月，佛朗求斯对胶州湾的位置、地势、港口、面积、岛屿、气候、风位、潮汐差度、地质、饮水、居民、商业、工业、交通、渔业、农业、道路、航路、房舍、建筑材料、车站地点、海水盐分、动植物分布、水深之增减、海岸高低、泊锚地等近30项内容作了极其详细的调查记录和研究（5）。从中可以看出，青岛在确定城市选址及建设之前是经过充分科学论证的。这种从区域角度入手，由宏观到微观经过逐步深入的分析论证之后的决策，不仅决定了此后青岛的命运，而且对整个山东省的经济地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青岛虽有区位优势，但这种潜力要转换为城市发展的动力，首先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港口，其次是连接港口与内地的交通线。这是德国人在占领青岛之初就已明确的规划。从城市发展的基础来说，青岛在19世纪末还只是一偏僻渔村，本无优势可言。鸦片战争后，商贸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与近代中国其它的沿江沿海城市相比，当时的青岛既非传统的商贸或军事重镇，又非政治中心，与后来青岛的现代化城市形象更是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决定日后青岛的城市性质与区域地位的两项重要建设内容就是青岛港和胶济铁路。由于有城市发展的明确的指导思想，事先又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德国人在占领青岛后便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建港筑路活动。德国人于1898年开始首先在青岛建港口，到1908年，花费10年时间，投资29,302,000马克（7），共建成小港、大港4座码头和船渠港及4000米长的防波堤，6条专用铁路线，一个现代化的港口终于成形。青岛港进出口货物在1900年仅为27.13万吨，到1911年时，已增长到106.91万吨（6）。而青岛港的贸易总值在1900年为3,957,150海关两，到1913年发展至59,168,880海关两，13年中增长了15倍，其增长速度之快，是全国所有其他通商口岸不能企及的（1）。相比之下，烟台虽比青岛早开埠近40年（1862年烟台开放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商埠），但到1907年，青岛的进口额已超过烟台，至1909年，青岛的出口额也超过烟台，自此，青岛取代烟台成为山东的经济贸易中心（7）。这一变化，胶济铁路的功绩也不可忽视。胶济铁路于1899年动工，1904年全线通车，包括青岛至济南的干线和博山支线，全线长436.39公里，并很快发展成为山东省的交通要道。胶济铁路在通车后的第二年（1905年），货运量为31万吨，客运量为803,527人次。到1913年时，货运量达94.7万吨，客运量则达1,317,438人次（8）。胶济铁路兴建之前，济南以及山东西部地区与天津的联系比较密切，济南以东地区则以烟台为进出口基地（1），胶济铁路开通以后，山东境内的进出口货物则主要通过青岛转口。1900年德国人在港口与铁路的位置确定之后，为青岛制定了第一个市区规划。青岛城市与港口和铁路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现代很多城市的形成基于港口和铁路的建设，而青岛能够后来居上，优势在于一是港口设施的先进性，二是港口、铁路、城市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与德国在非洲及南洋的殖民地不同的是，青岛一直由德国海军部直接管辖，而不是德国的帝国殖民部。而“德国海军当局为了显示其经营殖民地的能力并不亚于他们的宿敌大不列颠，决心把该地建设成为德国永久的模范殖民地。德国人在青岛的一切政策设施都是围绕上述总方针加以精心规划和实施的。”（1）青岛港作为最大最重要的建设项目，其所有设施都是按照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设计建设的，建成后即被誉为东亚第一良港，使东亚大多数主要港口，如香港、上海、天津、长崎和神户在某些方面都相形见绌。港口位置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铁路的位置则相对有较多的灵活性。青岛的另一优势就在于铁路线直接铺到港口内的码头上，使货物运输非常方便。同时铁路线沿城市边缘从港口和市区之间穿过，以尽端的方式深入市区内部，一方面方便港口对货物运输和城市客流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沿城市边缘布置，将对外交通对市区的干扰降到最小，从而使铁路、港口与城市达到一种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又不互相干扰的理想状态。总之，现代化的青岛港的建设和胶济铁路的开通，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山东贸易的发展，加强了山东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另一方面使青岛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迅速崛起。这两项建设相辅相成，不仅使青岛走上了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之路，同时带动了山东省城镇体系格局的变化，并影响至今。
　　3．从市区到乡区——青岛市全面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虽然青岛从一开始就是按现代化城市的模式进行建设，但特殊的历史原因使青岛一直处于一种畸形的发展状态之中。作为德国的殖民地之后，青岛又被日本占领8年（1914－1922年的第一次日占时期），因此基本上是在德日统治下形成的城市。殖民者投资建设城市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利益，而不是真正想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因此，多年来外来的投资与建设主要集中于市区，而且以能产生效益的物质设施建设为主。在1922年青岛从日本人手中收回时，虽然市区已俨然一现代都市，但广大的乡间还是一幅落后愚昧的景象，一切风俗习惯还保留着中国传统农村的形式，甚至女孩依然从小缠足，男人还保留着发辫。这是“教育不能普及，思想过于闭塞”（9）的原因造成的。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22－1929），也曾颁发禁止缠足蓄发、普及教育之类的法令，以促进青岛的现代化建设，但由于政局实在太不稳定，以至收效不大。（北洋政府统治青岛期间更换了11位地方最高行政长官；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收青岛以后，到1931年沈鸿烈当市长之前，也已更换了5位市长。）这种状态直到沈鸿烈就任青岛市市长后，才有根本突破，并迎来青岛历史上全面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沈鸿烈是湖北天门人，秀才出身，后被清廷选派到日本就读海军学校。回国后曾协助张学良筹办东北海军，并任副总司令，1931年12月由渤海舰队司令兼任青岛市市长。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不同于一般的军阀，而是具有现代化的、比较进步民主的思想观念，而且由于自1927年起就统帅渤海舰队驻军青岛，沈鸿烈对青岛有深入全面的了解 ，因此对青岛的建设发展有长远整体的观点、通盘的筹划及具体的实施步骤。沈鸿烈深知青岛市“不但为本国重要商港，且为国际都市，非努力物质建设，不足以应国内国外之需要，同时青岛以向日之渔村，多年被外人管理，自无本国文化可言，故文化建设，亦非常重要。更进一步言市内多数平民，常处于艰难困苦，及不知不识之中，故物质文化之初步建设，与此辈尤为重要，此其一。又青岛虽名为都市，实则乡区面积什倍于市区，故乡区之物质建设文化建设，与市区同属紧要，此其二。此两者，均为下层重要工作，未可忽视。”（10）沈鸿烈就任青岛市长后，即针对青岛的现实颁布了10条施政纲要，其中包括“励行自治，充实民力；禁绝恶习，改良风俗；建设乡村，施惠平民；普及教育，以求实用；力图建设，输入文明” （11）等要务，开始逐步实施物质文化、市区乡区兼筹并进的施政思想。最初几年，更将工作重点放在乡区。因为市区建设已有相当基础，属于“虽有新物质，而无新精神”（12），但乡区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既无新物质，也无新精神。当时城乡的差距，以农民的收入为例：根据1932年的统计，青岛共有农民、渔民21.1万人，39386户，约占当时青岛市总人口的二分之一，每户平均年收入为67.64元，平均每年支出为47.7元。按平均每户5口人计，则每人每年平均收入13元，支出9元（13），而当时市区内一个学徒工的月工资为8－15元。
　　为有效地实施乡区的物质文化建设，特将原来的乡区划分为若干个区（相当于现在的镇域规模），每区设立一个乡区建设办事处，由市府及各局台所各派职员一人组织，直接在乡区服务。所有进行步骤，均有详细指示。乡区建设首先从修筑道路开始，共分三级：干路、支路、村路。在1932年3月——1933年6月的极短时间内，就完成干路160，000米。到1935年，全境干路达到288,700米，已可以周游全境，另有支路和村路与干路连通；沈鸿烈在青岛6年时间，使乡区道路里程增加10倍。其次是兴建公共设施，最多的是小学，在1932——1935年期间，共建校舍42所，花费130万元，使每个大村都有小学，小村设分校，基本可以容纳全区的学童，同时颁布法令，强制入学；否则罚款1－10元，但受罚后如果遵令入学，则退还罚金。其它还有民众学校、乡村公园、新式医院、合作社、公安分局等设施。此外，通过为农民提供贷款，设立农场苗圃，实验推广优良的种子种苗，无偿分发果苗、蔬苗、菜种、麦种及牛羊猪鸡等优良种苗，以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由此可见，青岛的乡区建设确是“整个的，远大的着眼，而决不是粉饰一时，仅图好看的。”（14）是从根本上改变乡区面貌。乡区物质建设的成就据当时外来参观者记载：“车过李村，也是绿林红瓦，房屋整齐，许多白壁蓝字表示的‘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李村中学、小学、医院、农场、憩游所、讯鸽所、公安分局、合作社、农行办事处、市集、邮局，······’新建筑，新组织，不一而足，若无四野园田，我几疑为不是村了。”（15）当时乡区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5万元，但支出须40万元，完全以市区的收入补贴乡区。但从长远看，这实际上是一种投资，这些不以获取短期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建设，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文明的输入，为青岛以后的现代化发展打下了基础，比如教育的普及、新知识的推广、落后思想观念的改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等。
　　这段时期青岛得到全面发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并在1935、36年间达到高潮。最明显的表现是人口快速增长。1929年全市人口为362,151人，1931年为402,752人，1936年9月则达到575,110人。同时，人口统计资料显示（16），这期间青岛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多数时候是负增长，人口增加主要是外来人口。其次是在此期间民族工业有了长足地发展，在德日统治青岛期间，民族工业的发展被压制，1914年青岛有5家民族企业，到1927年13年里只增加到43家。1929年以后青岛的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1932年达到120家，1934年则达到150家。虽然从资本总额来看，外资还占有相当优势，但这个时期青岛的民族工业不论数量还是门类，都较此前发生显著变化（1）。城市空间相应扩张，为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1935年由青岛市工务局制订了《青岛市施行都市计画方案初稿》，这是自1910年德国人为青岛制订的第二次规划之后，事隔25年的第一次、且由中国人自己为青岛制订的城市规划方案。方案中基于青岛的美好现实，对青岛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乐观，规划青岛市市区人口将从当时的20万增加到100万，并认为这是“最低之推测”（17）。方案中已具备现代化大青岛城市格局的雏形，比如市区向北延伸至沧口、李村，向东扩之辛家庄、麦岛一带，水陆空并举的立体化交通系统，并提出以市府为核心的市中心应该迁移，以适应大青岛发展的需要等等。这是前人所不能想象的，而这些设想在后来都得以实现。
　　沈鸿烈是青岛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对青岛实施的是一套长远的、整体的发展思路，认识到“都市之繁荣，实以乡村为基础，若四境不治，则市区亦决不能永保繁荣”（18）的道理。在他的任期内（1931年12月—1937年12月），青岛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外贸、港口城市，确立了它在中国现代城市中的地位，成为青岛城市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后人往往记得这个时期的一些城市建设成就，特别是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一些大型城市公共设施，却少有人提到沈鸿烈为实现青岛市长远全面的发展所进行的乡区建设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的数据证明乡区建设的成就在当时直接促进了市区的发展，但实际上，他推行的一系列乡区建设措施，将现代文明从城市推向乡村，是一种真正从根本上推动青岛现代化进程的做法，也是城市能够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说青岛在德占日据时代进行了一个现代化城市所必需的硬件基础建设，在沈鸿烈时代却是开始了一个现代化城市所必需的软件基础建设。这种意在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大众文化素质的基础建设，为青岛走向健康正常的全面发展之路打下了基础，不仅功在当时，而且影响深远，为青岛此后的发展都提供了基础保障。1937年以后，青岛如同中国大部分地方一样，处于战争和动荡之中，城市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但由于城市自身的基础已经完善，发展势头并没有停止。至解放前，青岛全市人口达80万，是当时全国的八大城市之一。
　　4．从西到东——大青岛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青岛又面临大发展的良好机遇。早在1981年，青岛就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之一，1984年被确定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1986年又成为计划单列城市。但与其他城市相比，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没有使青岛产生很突出的发展变化。青岛的城市面貌也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的发展似乎已达到极限。1914年德国人离开青岛时，青岛的市区人口为57578人（1913年统计数字），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时，市区人口已达到58.3万人。在1960年市区人口增加到88.8万人以后，青岛渡过了建置以来人口一直快速增长的阶段。1985年青岛市非农业人口为116.2万人，抛开市区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统计上的差别以及区划调整等因素，可以认为1960年以后的人口增幅基本上是人口自然增长的反映，完全不同于此前人口增长的特点。而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促进城市发展的政策，其可预期的结果之一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虽然这其中有户籍制度等因素的人为限制，但青岛多年形成的城市空间结构也是这种可能扩大的一个障碍，使青岛始终无法把自身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犹如被困住的蛟龙。1985年以前，青岛市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低于山东省的平均增长速度。这种发展的迟滞状况直到1992年青岛实施东部开发战略后才得以根本扭转。
　　自1910年德国人为青岛制定了市区扩张规划之后，青岛就奠定了沿胶州湾东海岸由南向北带形发展的城市空间格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青岛都没有脱离这一城市形态。城市沿轴向带形发展是工业革命后现代城市形态空间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被认为是一种高效、动态开放的城市体系，符合现代城市发展的空间规划（19）。按照周一星教授提出的主要经济联系分析论（20），在非均质空间和近于理智的人类活动条件下，城市和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会受到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的牵引而呈现某种规律性，规律性特征之一是城市城址的变迁往往朝着它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移动。青岛是一个尽端型城市，其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很明显的是胶济铁路，青岛的带形城市布局因为符合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从而可以在较长时间内满足城市发展的要求。但带形城市的一个问题是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带来城市内部联系的不经济，因此一个城市不可能无限制的带形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矛盾愈发显著起来，城市用地不足，南宿北工问题突出，严重限制了青岛的发展。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首先于1984年开始开发建设黄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在看来，这一决策是不够明智的。从地理位置看，黄岛与青岛市区不相伯仲，分据胶州湾的东西两端。当年德国人在确定市区的选址时，对于选择青岛还是黄岛曾有过比较，后因青岛已有一定的城镇建设基础，才决定城区选址在青岛。八十六年以后，青岛为了扩大城市发展空间，又将目光对准了胶州湾西岸的黄岛。黄岛虽然与青岛市区仅距2.6海里（4.5公里），且绝大部分处于老市区中心10公里的半径范围内（这是选择黄岛作为新区进行开发的理由之一（21）），但这是直线距离。实际上，由于胶州湾的阻隔，当时青岛老市区与黄岛新区的陆上距离约120公里，对于一个城市的两个组成部分来说，这显然太长了。虽开通了内海轮渡，但毕竟运量有限，而且轮渡运行受天气影响很大。在交通条件的严重阻碍下，开发黄岛的决策实际上牵制了青岛的发展。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青岛应该是向胶州湾西岸扩张，这是青岛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因为青岛南临黄海，东临崂山，城市用地只有向北向西的余地，而向北只有使青岛原本南北狭长的带形城市布局更加突出。但在跨海大桥、海底隧道等便捷的交通联系没有条件建设的时候，在空间距离还是约束城市发展的“门槛”的时候，黄岛实际上无法作为青岛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存在，因为青岛作为一个城市的集聚经济显然大于集聚不经济，还没有脱离老市区另辟新城的发展要求。其次，我国最早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目的是“引进急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外资，集中举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等三资企业，发挥技术窗口、管理窗口、知识窗口和对外政策窗口等四个窗口作用，以加速原有城市的技术改造和出口创汇。”（22）在黄岛与青岛的空间关系上实在很难有效地实现上述目的。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5月3日，青岛市政府做出关于加快市区东部开发建设的决定，“争取两到三年在市区东部建成一个新的市级政治、经贸、文化中心，并以此带动整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是青岛市采取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23）所谓东部是指青岛老市区以东崂山风景区中部以西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自然环境优越，又紧靠市区，虽然距老市区中心也是10公里，但中间没有阻隔，从而可以“有效地实现老城人流、信息流向新城区的过渡” （24）。1935年的《青岛市施行都市计画方案初稿》中提到的市区向东扩展到辛家庄、麦岛一带，就属于此区域，1989年开始的青岛城市总体规划的调整补充规划中，已确定将此区域与黄岛分别作为青岛老市区空间扩张的东西两个组团。实际上青岛的市区，虽然是缓慢的，却一直在逐渐地向东部扩张，但直到1992年，以青岛市政府东迁为代表的城市行政中心的转移，才真正为这块土地的开发提供了动力。这一举措“将行政中心特有的政治集中能力转化为经济融合能力”，从而“成为青岛迅速走向开放之路的显著标志” （24）。在此之后，青岛的发展速度明显提高：1993年青岛提前7年完成第二个翻番，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20亿元，连续三年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速度，除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外，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位居第八（25），1995年达到642亿元（26），1998年则达到888亿元（27）。
　　同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其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却大不一样，这一点可以从投资项目中看出。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到1992年底，全市累计批准利用外资项目1940个，合同总金额34.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2.2亿美元，其中已批准的1069家三资企业中有275家开业投产（27）。1992年实施东部开发战略后，到1995年末，全市累计批准利用外资项目5750个，合同利用外资73.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2.1亿元。其中，位于东部到高科技工业园区，虽然1992年8月1日才正式开园，但截至1995年底，已累计批准进园各类企业2557家，项目总投资184.7亿元，合同利用外资10.9亿元；而经过10多年发展的黄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近百亿元的资金后，到1995年末，累计批准外引内联项目2400个，合同投资总额140亿元，合同利用外资10亿美元（28）。可以说，东部开发使青岛的城市发展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此后，青岛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到1998年，全市已累计批准外资项目8350个，合同利用外资11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62亿美元（27）。城市建设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青岛人突然感受到，沉寂了多时的青岛，像是一夜间从地球上拱起来似的，小青岛一下子长大了”（29）。这两次决策的结果说明，由于城市发展本身所具有的集聚作用，城市规模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条件下，选择合适的发展规划方案，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反之，过于超前、不顾现实的做法不仅不能促进城市的发展，还可能分散有限的城市建设资金，起到事倍功半的结果。
　　5．结语
　　纵观青岛的城市发展史，既有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青岛同其他一些沿海城市一样，经历了被列强侵略之后的被迫开放，经历了此后中国社会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直到改革开放后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青岛之所以会成为今日之青岛，其100多年发展史中的这三次飞跃，有着特殊的意义。从城市建设初期将港口、铁路与城市的有机结合，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通过推行乡区建设的全面发展，再到20世纪90年代突破城市发展瓶颈的东部开发，不仅促成了一个渔村到国际性大城市的蜕变，而且还可以从中就如何认识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提供一些启示：①从区域的角度认识城市对城市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城市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区域的支持，鉴于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合理的城市规划往往需要具有区域的眼光，从区域分析角度寻求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答案。②城市本身是文明的象征，城市的健康发展既需要物质建设领域的硬件基础，也需要非物质建设领域的软件基础。③城市的发展潜力并不等同于发展的动力，需要通过合适的媒介进行转换。而这种媒介，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因此使有关决策显得至关重要。④城市规划是人类的能动作用施于城市发展的一种体现。虽然城市规划表现的是城市发展的方向与目标，但它本身并不能决定城市发展方向，即城市规划不是城市发展的直接动力。城市规划的作用是根据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城市自身的特有条件，发现城市发展动向，并确定合适的干预时机和手段。城市发展本身往往会为城市规划指出工作方向。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在很多方面不能尽如人意，做规划前缺乏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过于看重工程技术问题，而并不十分关心当地的自然、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更多的将规划作为一种控制手段，规划内容过多、过死，而不是决定要解决什么问题，关于城市规划的真实性质和根本作用似乎被忽略。面对影响城市发展因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青岛城市发展史中三次决定青岛命运的规划决策，或许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在今后的工作中明确城市规划工作应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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