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爱国故事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雄黄酒:
据说屈原投江后, 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 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渔夫们起船只, 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 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 鸡蛋等食物, 扑通的往江里面丢, 说是让鱼假吃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 一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 说是要药晕了蛟龙, 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 过不了多久, 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 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 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 抽了筋, 脖子上, 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睕, 脖子上, 又用雄黄酒抹七窍, 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 从此以后, 每年到了五月五日, 人们都要划龙舟, 吃粽子, 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 有些地区, 则在端什节插菖蒲或艾草於门上, 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禳毒的功用. 不过, 关於这项艾习俗的起源, 民间则有一种说法.
插菖蒲, 艾草
唐朝僖宗年间, 黄巢领兵造反, 所到之处, 杀人百万, 血流成河. 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 就急急忙忙的逃难. 这一年五月, 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 兵临邓州城下, 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 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孺涌出城外, 他看见一个妇人背著包袱, 一手拉著一个年纪小的男孩, 另一只手却抱著年纪较大的男孩. 黄巢感到很奇怪, 就下马问道: 「大嫂, 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 「听说黄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 不日就要攻进邓州. 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 我们这些老老小小, 不如早些逃命」. 黄巢又指著小孩问她: 「你为什麼手牵小的, 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 「怀里抱的, 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 里牵的才是我亲生的儿子. 万一情况危急时, 我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 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 黄巢听了, 深受感动, 就对那妇人说: 「大嫂, 好快快回去, 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 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 」妇人听了, 将信将疑, 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 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 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 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 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 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 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 为了纪念这件事, 此后每到端午节, 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 艾草, 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学而不厌 讲究方法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
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没有字的教科书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
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
1275年,将贾似道十三万大军消灭,朝廷便再无可用之兵。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四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不得不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文天祥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两三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三人而已,这个政权腐朽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其他大臣或已投降。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谢太后唯珂派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据他在《指南录后序》所记,至少有十六次幸免于死,经过千辛万苦,于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温州,此时他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个兄弟)已逃到福州,于是立即上表劝进。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七月,文天祥便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帅旗,号召四方英雄豪杰,各各起兵,民复失地。1277年三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统治者大为惊慌。元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五万追 击文天祥。文部不过五千余人,这年八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才得乘间逃脱。赵随即被杀。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时间内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十二月二十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还在伯颜将他扣押北营时,他便明白地告诉对手:“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十月,元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坐,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凛然说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也等于宣布侵略者的失败,是一切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失败。
在国家民族危亡紧急时刻,文天祥无时无刻不把国家民族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对投降派和奸佞之徒从不留情。1259年,元军渡江围鄂州,皇帝宠幸的内侍董宋臣怂勇宋帝迁都,文天祥勇敢地上疏,乞斩董宋臣。1275年,朝廷追封投降元军大将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又提拔他的侄子吕师孟为后部尚书,投降气氛一时弥漫京城,文天祥又上书乞斩吕师孟,以稳军心。文天祥被俘后,留梦炎一班降贼都曾硬着头皮来劝降,文一律唾骂之置,就连先已投敌的宋恭帝前来劝降时,也被置之不理。文天祥明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并不对帝王愚忠,而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和民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 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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