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独秀的情况做个简单说明……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发送传单时被捕,后押往南京。在火车上,陈独秀竟然酣睡。
提问同学:这时你有什么感想?你觉得陈独秀是个什么样的人?
提起李大钊,人们首先想起的也许是:一位共产党早期领袖,一位为其所信仰的主义献身的烈士,还会想起他手书的那副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正是他一生业绩的写照。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几个人物,之所以至今仍被人们怀念,就因为他们有主义,有理想,有勇气,有责任感,至少是有学问,他们都应时代的需要产生———那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都是立体的人,丰富的个性存在,无论大小轻重,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往往有一个悖论:同时代人离他太近,虽与他接触多,但因为各种原因反而不能公正评价;后世人虽可能较为客观,但缺乏实际接触,又免不了有些隔膜。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有了这两方面的条件:既可以看他的生平材料和同时代人的回忆文字,也可以用历史的眼光评价他一生的业绩。
“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个大家中,鲁迅后来名声更显著一些。恰好,因为最近文坛上有人批评鲁迅性格多疑,待人刻薄,树敌甚多,我就又把鲁迅回忆和评价他人的文章找出来看了一遍。里面就有一篇写李大钊的。
我对鲁迅这类文字印象比较深的一处,是他对新文化运动两位主帅陈独秀和胡适的比较。他说,如果把韬略比作一间仓库,陈是在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可是门却开着,里面多少把刀枪一目了然;而胡则大门紧闭,门上粘一个小纸条,写着:“内无武器,请勿疑虑。”一个率直,一个有城府,性格跃然纸上。又如,说刘半农,承认他比较地浅,但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如果一条溪里装的是烂泥,当然一时就看不出深浅来,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倒不如浅一点的好。鲁迅颂扬早期的刘半农,而不满于他晚年的状态。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是评论人事的回忆文字的典范。鲁迅对《新青年》同仁们的评价自然不一定每篇都准确无误,但很值得我们参考。
李大钊给鲁迅的印象是:诚实,谦和,儒雅和朴质。但鲁迅在给李大钊的遗文写的序言中,却回避了对其文章做直接的评价,说:“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鲁迅指出,虽然他的理论在过一段时间后看来未必精当,但“他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这评价使我有了这样的联想:李大钊的历史贡献可以同章太炎相比拟。
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那么,李大钊就是一方面的大将,正如同鲁迅是文学方面的大将(或者说旗手),李大钊是理论思想方面的播火者。他后来和陈独秀一起(南陈北李)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理论家。这有点类似于孙中山和章太炎对国民革命的贡献。须知文学革命只是新文化运动的引子,思想革命才是它的指归。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思想革命,其著作中政论最为有名,《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等,介绍西方进步思想,鼓舞了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他其实是很有文采的,那篇著名的《青春》文采华赡而富于激情,高唱“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他也写了不少诗文。但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没有像鲁迅那样继续发展,而是忙于政论文的写作和实际的斗争了。
鲁迅评价章太炎,特别推崇其革命精神。对编其文集时把以前见于报刊的斗争文字删除,表示不满,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
对李大钊其人其文也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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