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谈自己,不可能避免谈到自己的家族。我的家族一直居住在云南怒江的双柏地方,祖宅位于半山腰上,山下是怒江,对门是碧落雪山。双柏是个艰于生计的地方,山腰以下属于白族人,山腰到雪线是僳僳人的地盘,而怒族人生活在雪线以上,据说裹着羊皮毡就能在雪地里赤足睡上一整夜。
和是我的族姓,在双柏只有我一家姓和,是白族而非纳西人。白族分为三支,其中最著名也最发达的是大理的民家,另外两支都在怒江地区。一支叫勒墨,一支叫那马。我们家属于白族的勒墨家支。有人根据我们家的姓氏,推断我们家是纳西木氏的逃奴。白族没有文字,也就没有家谱,不知道过去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家族的记忆最远能追溯到我高祖,他生平只有三大爱好:喝酒、抽叶子烟、吃大肥肉。此公经常暴跳如雷,老年之时儿子稍拂其意,必然绑在家门口的大树上,亲自动手用马鞭抽打。但是他活到了九十多岁,因此我们家的人对于医生的建议从来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而且,暴躁的脾气一脉相承到了我祖父、我父亲和我身上。
我祖父是我高祖的三子,以赶马为生,来往于中国和缅甸之间。由于马帮收入不稳定,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由我祖母种地抚养成人。我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二,是家中生性最顽劣的人。在他考取了高中以后,祖母一度因为家中贫穷不想让他继续念书,觉得念到高中已经足够。我祖父劝她说:“你不要只看见脚板底下的霜,却看不见对面碧落雪山上的雪。”于是我父亲一路读了下去,最终考上了云南大学物理系,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
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家里请了巫师。那人说父亲“要远离开祖先的宅居地”。祖母听了非常忧虑,巫师解释说可能是要出门经商或者当兵一类的事情。父亲修完核物理专业以后报名参了军,送到北京集训半年,然后就被派遣到了新疆的核实验基地。那基地早已于80年代废弃,所以现在说说也无妨。从乌鲁木齐西去100多公里,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叫乌什塔拉,四面环山,中间穿过一条孔雀河的支流,永红基地就在那里。
基地男多女少,父亲已经34岁,但是坚持要回云南找老婆。他在昆明的大学同学介绍了我母亲给他,那时候军人很吃香,两人很快完婚。然后我父亲就返回了基地,从此开始了两人近20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生活。结婚后很多年里,我父母因为没有生育而烦恼,一直到我父亲39岁上终于有了我,一时大快人心。因为是医学奇迹,关键是要成果,所以我造型很是丑陋,不能与3年后精雕细刻的妹妹相比。很多朋友见了我以后再看我妹妹,惊为天人。
母亲在怀着我的时候,曾经带着我和父亲回过一次老家,那是我到现在唯一一次回乡。我出生在母亲的老家,由于父亲远在新疆,所以母亲只能回到娘家寻求照顾。那地方也在云南,以生产铜矿而著名,叫做东川。出世是在早晨7点的样子,下了一阵雨,顺产。由于母亲是家里第七个孩子,没有什么带孩子的经验,所以母亲带我并不得法,因为疼爱我经常重重包裹。而且,那时候一周工作六天,周日还要半天政治学习,我得到的照顾并不周全,开始生病。
父亲中年得子,自然宝贝得不得了。一岁时回家省亲,见我诸病缠身,“咳嗽得跟个小老头一样”,就决定他亲自带我。走的那夜,据说我拍着火车车窗玻璃大喊“妈妈!妈妈!”,竟然将我母亲的心脏生生拍碎,多年后她得了心脏病,说是就是在那时落下的病根。成年以后,母亲说到那一夜都会落泪。
于是,我在一岁多一点的时候去了新疆。从上火车开始,我就被扒了个精光,开始了我近十年的放养生涯。到了永红基地,我和父亲住在一起,楼道就是我的天堂。我们那一层就两个身上有香味的阿姨,我经常一头撞进她们怀里,就可以骗到大白兔奶糖吃。为了补充营养,父亲每晚要给我用电炉开小灶吃。大家都用电炉,宿舍楼也就经常断电。一次,在漆黑一团里大家修保险丝,有叔叔气愤地问道:“谁家用电炉了?“我奶声奶气地立即回答:“我们家!”当即就挨了我父亲一耳光,想来那是我人生的第一课。
新疆是个很美丽的地方,四季分明。我记得基地澡堂在河对岸,夏天里每次洗澡需要从大石头上跳跃而过。等到开春的时候,河里有巨大的冰块飘下,我们就站在冰上,用竹竿划到对岸去,然后再把竹竿扔回去。当时从来没有觉得危险,至少我父亲是那么觉得的,而我只觉得有趣。有一次回家,我父亲得意地谈及打狼和黄羊的故事。说是怕我被狼给吃了,他们就把我放在一块巨大的圆石顶端,狼绝对爬不上去。我就乖乖地坐在那里,看他们在下面提了枪四处杀戮—我父亲小时候是猎手,追踪术和枪法一流,当时广受群众欢迎。我母亲反问:那么孩子爬了掉下来呢?我父亲当时瞠目结舌。
我们当时每隔一年回一次昆明,由于路费很高,需要借钱回去。第二年全年还钱,第三年借钱再上路。我被托付给了无数士兵,在车站,在售票处,在汽车站。父亲是军官,四个兜,背着个孩子相当显眼。士兵一见四个兜,都会敬礼,然后就把我接过去。从乌鲁木齐出发到永红就没有车了,每次我都被托付给兵站运煤的士兵,请他们把我带到永红去,居然没有一次弄丢。记得我三岁那年,汽车兵带着我到了永红,问我住在哪里?我记得两点:一、家门口有个大烟囱。二、烟囱前面的地上有个坑,养了几只小白兔。士兵带我找到了烟囱,我下车检查,发觉地上没有兔子,于是就摇头说不是我家。兜了几个圈子,才终于找见父亲。由此可见,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一个理科生的严谨治学精神。
父亲的工作经常需要出差,而我没有脚踏车坚决不出门。所以,在北京、在武汉、在上海,经常能够看见我父亲背着我,脖子上一边挂一辆童车,一边挂一个煤油炉。武汉是我童年去过最多的地方,而渡口是我最爱。每次到了那里,我都要求自己把那个塑料币投进巨大的木箱里,且乐此不疲。喜欢武汉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到武汉的时候往往很夜了,投宿时敲门,只要喊一声“我们从新疆来”,旅馆服务员会立即起身,非常之热情地接待我们。据说,那时候有很多武汉知青在新疆,武汉人对新疆来的人都有一种特别的关切之情,更何况看见我和我父亲的造型。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全国呆过不下三十家托儿所和幼儿园。最惯见的场景就是挥别刚认识一周的小朋友,在父亲怀里扭过头去,看着我的那些小朋友们在铁门背后朝我挥手,喊着:“菜头,再见!”再见!菜头!在北京。再见!菜头!在大武汉,再见!菜头!在上海。再见!菜头!在西安。再见!菜头!在昆明。
到了1980年,父亲在部队服役已经超过十年。在回昆明省亲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听说驻云南寻甸大石洞的24基地需要人,于是就找上门去,要求调动。事情出奇地顺利,按照我妈的话来说,“连一分钱的礼都没送”,父亲就顺顺利利地调回了云南。记得离开永红基地是在夜里,我坐在高高的行李包上,等待军车来接我们。从很远处有两道雪白的灯柱转过来,人群挤挤挨挨地把我们往车门送。很多叔叔阿姨都落泪了,因为父亲能够回家的缘故。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永红结婚生子,不知道哪一天能够离开。看见战友离开,想着自己将在戈壁深处继续留下去,想来滋味一定不那么好受。
我很想再看一眼基地的红山,那是永红基地的标志。永红基地的人永远不自称是永红人,而是会说我们是红山的。我很想再去爬一次基地的小白楼,俄式的四方建筑,父亲就在那里工作。曾经在小白楼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核弹爆炸。那天父亲如风一般冲进了幼儿园,一把抄起我就走,说是“看原子弹去”。小白楼上站满了人,都冲一个方向翘首以待。一会在山峰之间看见巨大的黑云升起,四周掌声如雷。再过一会,冲击波到了,窗玻璃剧烈颤抖,我在一边看了觉得非常有趣。我还想去看看我的小学,就在小河对岸,在澡堂旁边。父亲每次洗澡的时候都指着那里告诉我说,等我六岁时就送我去哪里读书。
在车上,我问父亲,那我现在去哪里上小学呢?父亲摸着我的头,什么话都不说。我又问父亲,我们还会回来吗?他还是不发一言。军车在夜里向前进发,窗外只有荒凉的戈壁,长满了枯黄的骆驼刺。这一幕荒凉的景象我一直难以忘怀,我不知道是因为景色的缘故,还是那一晚军车上异样的沉默。
大石洞距离昆明83公里,隐藏在一个山谷里。从公路上转进去,边上是一条河。走过约2公里就豁然开朗,整个基地在公路下徐徐展开。后来看《桃花源记》,觉得那就是大石洞。父亲分到了一间教研室下的宿舍,开了门,地上落了很多灰。我如同一条小狗一样跟在他后面跑出跑进,看他拖地,看他在床上铺报纸,安顿一切。我们这就算是到家了。
第二天,我被送进了幼儿园。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所有小朋友都坐成一个圈子。就在那时,我突然发觉全班就我的鞋最破最脏。于是,我用力把脚往小板凳下塞,塞,塞,想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他们看到。那天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满心就想着我的那双鞋。周日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双新军用胶鞋,我的心情才终于好起来。
很快的,我适应了在那里的生活。而且由于过于活跃,令老师屡次找我父亲投诉,这样一来就使我更加不愿意呆在幼儿园。基地很小,但是父亲把我办了全托。有一天晚上出来散步,我看见父亲和另外一个军人走在路上,就挣脱老师,疯了一样叫着“爸爸”奔过去,求他带我回家一晚。如今想起来觉得那是件很神的事情—父子都在巴掌的大小小基地里,但是我居然要和父亲路上邂逅才能回自己家一次。
五岁半的时候,幼儿园已经太小,父亲决定送我上小学。报名那天,老师请我写自己的名字,又叫我写了几个字,居然就获得通过,编在大石洞子弟小学一年级二班。能上学了,我自然兴奋得不得了。一晚上拿出新书包和新铅笔盒看了又看,闻了又闻。新军用书包有种特别的味道,用牙咬背带会让牙齿感觉很酥。
第一天上课,学的是韵母啊哦呃依乌虞。上午教,中午放学前默出来就可以走。我怎么都记不住那六个字母,只觉得它们曲里拐弯,记得前一个立即就忘了下一个。我考了三次,都没默全。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背起书包离开教师,基地的喇嘛声声吹着午餐号,我觉得心里乱做一碗水。想来想去,我做了一张小纸条,抄上了六个字母,放在听写本下,准备作弊。可惜的是,班主任董老师法眼如炬,当场发觉,给了我脑门上一竹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作弊,就在小学第一天的第一课上,因此要说我本质不错,那是假话。此后,我生平作弊无数次,仅被再抓过一次而已。
从幼儿园搬回家里住,实在是件很痛苦的事。中国人所谓“阴天打孩子”,我从那时候开始经常遭到体罚。我六岁多一点的时候,我父亲心血来潮,说是要教我背99表。方法是带着我从基地的山路上往下跑,跑到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他就问我“六七多少”之类?如果回答错误,立即赏一耳光。一趟山路跑完,九九表背完,而我的脸已经被打得麻木了。父亲美其名曰物理刺激教育,说人类是灵长类动物,肉体上的疼痛能够加深记忆。
我至今对体罚深恶痛绝,也对夫妻两地分居深恶痛绝,更对知识分子深恶痛绝。打就打了,还要他妈寻找理论根据,还不如根本不说话,揍了再说,我心里还好受一点。当时号称“三天一小打,七天一大打”,我怀疑我父亲根本是打人上瘾。尤其是打我之前还要叽叽歪歪说一番道理,更是让人觉得烦恼已极。
根据我和同学交流,基地里打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家家都打,似乎那是当时的流行娱乐。想一想,距离文明城市只有83公里,但是根本回不去,挤在那么个山谷里,不打打孩子,这日子简直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值得安慰的是,我们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打到一定程度,就会习惯,怎么打都不疼了。我一直盼着那天早日到来,在此之前我尝试过往裤子里放铅笔盒,塞木板,但是总是被发现,而且被打得更加厉害。
如果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我很小就不爱回家。每天放学,同学们都住家属区,就我一个人住在很远的教研楼。很多年后,当我看电影《洗澡》,看见痴呆儿子用小棍划拉着墙往家走,一下子就会想起自己来。告别了最后一个同学,我自己有很长的一段山路要走。我就那么拿着根棍子,一路上东游西荡,慢慢晃回家。或者追逐一只蝴蝶,或者跟踪一只草蜢,可以在一路上玩很久,然后回家领一顿打。
因为惧怕挨打,我甚至因此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成绩。有一回,我玩高兴了,回到家才发现自己的书包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里面的书全掉了。这事根本不能和我父亲讲,不能的意思就是小孩子心里理解的那种“不可能”,那是泼天的大祸,不知道要被打成什么样子呢。没有了书,要上课,要做作业,那怎么办呢?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解决方法:我用下课的时间,强背下一整本语文课本—在还没上那些课之前,我把一本书全背了下来。
过了几个星期,我父亲叫我问话。他手里拿着几本被红泥水染成红色的书,问我是不是我的。当然是我的,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班级。我当时一看见自己的书,觉得头嗡地一声就大了N倍。心里想着,今天完了,全完了。书丢了,我准备就这么混到下学期的,没想到竟然有人那么多事,还把书送了回来。不过想想也没办法,整个基地就我们一家姓和。我父亲接着问我,你丢了书,那么这两个星期你怎么做的功课呢?我告诉他,我把书给背下来了。父亲大惊,叫我默写,我随手就默完了一本书的内容。这一下他大为惊叹,不但没有打我,反而大加赞扬。我因为能默一本书,所以那学期成绩很好,父亲也就放了我的羊。大概他觉得我身上有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吧?
从此我父亲改变了一些对我的态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带我进山。父亲本身是个山民,现在回到了山里,整天晚饭后就带上一帮单身汉进山散步。周日的时候,吃过早饭还要带我进行专门的拉练,在山里窜上一整天,挖些野杜鹃和野山茶回家种着。在山里,他教我辨认植物,教我挖掘可食的块根,教我查看草叶折断的痕迹判断有什么动物经过。一路走,我一路吃各种他找到的野浆果和树叶,有一种生漆树的嫩尖,我很是喜欢。半年以后,我就出师了。根据他的教导,我的痘里随时放了一把小刀,为的是被蛇咬了以后在伤口上开一十字口,吸出血来,再划破衣服做成布条扎上。
当时在大石洞的山林里,经常流窜着一只叫和菜头的小兽。那牲口瘦若豺狗,行动如风。基地的人经常可以看到山上绿军装一闪,那就是我在窜行。我父亲走在路上,很骄傲地指着山上的绿影,对边上的同事说:“看!我儿子!”进山这种事我父亲从来不加阻止,而且从来大加鼓励,并且承诺我等我再大些就带我回老家狩猎。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偶尔会问一声:“今天在XX岩石上的,就是你吧?”我点点头,继续狠吃。他也只说一句:“爬太高了,危险。”
很小的时候,我就习惯了这种独来独往的生活,而且觉得山林就是我的家。能一个人在山里转一天,累了就采集一堆松针铺床,睡上一会儿。一身泥汗地回到家,被我父亲提着耳朵拉到对面基地饲养场,脱光了用冲猪圈的水龙头一气猛冲,然后就神清气爽地回家吃晚饭。后来看《西游记》,我老觉得孙猴子就是我,而且还不如我呢。
一个人闷在家里的时候,我逐渐发现读书是件很有乐子的事。在读幼儿园的时候,最先翻完了一本《365夜》,找我父亲换书。父亲不相信,说你字都没认全呢,怎么可能看得完?我说我可以根据前后文猜啊!他找了几段叫我念,我还都能结结巴巴念完。父亲大乐,从此每周带我去服务社的书店买新书。那地方距离我们的宿舍有3公里,每次去之前都要问我:要书还是要冰棍?我总是选择要书。一个小孩子,在大日头下来回走5公里,但是为了书坚决不要冰棍,这是我父亲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事。他不知道我的算计,冰棍吃完了就完了,最多咂咂棍子的滋味,但是书可以随时再翻出来看啊!
1983年的时候,记得先下了一场50年不遇的大雪,然后我们就要返回昆明了—父亲调到了昆明陆军学院。在大石洞我一直过着不知寒暑的日子,甚至忘记了以前在新疆的种种。但是等大雪下起来的时候,我起初有些困惑,而后又觉得亲切。隐隐约约之间想起了以前在西北的种种,好像是在做梦一样。我想起了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大雪,有个地方,有座红色的山。事情想起来就再不能忘记,我一次次走出家门,让雪落下来,落满一身。然后再走进门,拍去肩膀上的雪花。不是为了别的,只因为我想起我在很久以前有这么一个动作,已经多年不做了。我怀念起了北方,心里第一次感觉到悲伤。(节选)
全文见:http://www.hecaitou.com/blogs/hecaitou/archives/119054.aspx
夹竹桃
季羡林
夹竹桃不是名贵的花,也不是最美丽的花;但是,对我说来,它却是最值得留恋最值得回忆的花。
不知道由于什么缘故,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我故乡的那个城市里,几乎家家都种上几盆夹竹桃,而且都摆在大门内影壁墙下,正对着大门口。客人一走进大门,扑鼻的是一阵幽香,入目的是绿蜡似的叶子和红霞或白雪似的花朵,立刻就感觉到仿佛走进自己的家门口,大有宾至如归之感了。
我们家的大门内也有两盆,一盆红色的,一盆白色的。我小的时候,天天都要从这下面走出走进。红色的花朵让我想到火,白色的花朵让我想到雪。火与雪是不相容的:但是这两盆花却融洽地开在一起,宛如火上有雪,或雪上有火。我故而乐之,小小的心灵里觉得十分奇妙,十分有趣。
只有一墙之隔,转过影壁,就是院子。我们家里一向是喜欢花的;虽然没有什么非常名贵的花,但是常见的花却是应有尽有。每年春天,迎春花首先开出黄色的小花,报告春的消息。以后接着来的是桃花、杏花、海棠、榆叶梅、丁香等等,院子里开得花团锦簇。到了夏天,更是满院葳蕤。凤仙花、石竹花、鸡冠花、四色梅、江西腊等等,五彩缤纷,美不胜收。夜来香的香气熏透了整个的夏夜的庭院,是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的。一到秋天,玉簪花带来凄清的寒意,菊花报告花事的结束。总之,一年三季,花开花落,没有间歇;情景虽美,变化亦多。
然而,在一墙之隔的大门内,夹竹桃却在那里悄悄地一声不响,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一嘟噜花黄了,又长出一嘟噜;在和煦的春风里,在盛夏的暴雨里,在深秋的清冷里,看不出什么特别茂盛的时候,也看不出什么特别衰败的时候,无日不迎风弄姿,从春天一直到秋天,从迎春花一直到玉簪花和菊花,无不奉陪。这一点韧性,同院子里那些花比起来,不是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吗?
但是夹竹桃的妙处还不止于此。我特别喜欢月光下的夹竹桃。你站在它下面,花朵是一团模糊;但是香气却毫不含糊,浓浓烈烈地从花枝上袭了下来。它把影子投到墙上,叶影参差,花影迷离,可以引起我许多幻想。我幻想它是地图,它居然就是地图了。这一堆影子是亚洲,那一堆影子是非洲,中间空白的地方是大海。碰巧有几只小虫子爬过,这就是远渡重洋的海轮。我幻想它是水中的荇藻,我眼前就真地展现出一个小池塘。夜蛾飞过映在墙上的影子就是游鱼。我幻想它是一幅墨竹,我就真看到一幅画。微风乍起,叶影吹动,这一幅画竟变成活画了。
有这样的韧性,能这样引起我的幻想,我爱上了夹竹桃。
好多好多年,我就在这样的夹竹桃下面走出走进。最初我的个儿矮,必须仰头才能看到花朵。后来,我逐渐长高了,夹竹桃在我眼中也就逐渐矮了起来。等到我眼睛平视就可以看到花的时候,我离开了家。
我离开了家,过了许多年,走过许多地方。我曾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过夹竹桃,但是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两年前,我访问了缅甸,在仰光开过几天会以后,缅甸的许多朋友热情地陪我们到缅甸北部古都蒲甘去游览。这地方以佛塔著名,有“万塔之城”的称号。据说,当年确有万塔。到了今天,数目虽然没有那样多了,但是,纵目四望,嶙嶙峋峋,群塔簇天,一个个从地里涌出,宛如阳朔群山,又像是云南的石林。用“雨后春笋”这一句老话,差堪比拟。虽然花草树木都还是绿的,但是时令究竟是冬天了,一片萧瑟荒寒气象。
然而就在这地方,在我们住的大楼前,我却意外地发现了老朋友夹竹桃。一株株都跟一层楼差不多高,以至我最初竟没有认出它们来。花色比国内的要多,除了红色的和白色的以外,记得还有黄色的。叶子比我以前看到的更绿得像绿蜡,花朵开在高高的枝头,更像片片的红霞、团团的白雪、朵朵的黄云。苍郁繁茂,浓翠逼人,同荒寒的古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每天就在这样的夹竹桃下走出走进。晚上同缅甸朋友们在楼上凭栏闲眺,畅谈各种各样的问题,谈蒲甘的历史,谈中缅文化交流,谈中缅两国人民同胞般的友谊。在这时候远处的古塔逐渐隐入暮霭中,近处的几个古塔上却给电灯照得通明,望之如灵山幻境。我伸手到栏外,就可以抓到夹竹桃的顶枝。花香也一阵一阵地从下面飘上楼来,仿佛把中缅友谊熏得更加芬芳。
就这样,在对于夹竹桃的婉美动人的回忆里,又涂上了一层绚烂夺目的中缅人民友谊的色彩。我从此更爱夹竹桃....
《月是故乡明》
通过回忆童年的一些往事赞颂故乡的好,表达对故乡的思恋。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
《九十抒怀》《幽径悲剧》《二月兰》
《清塘荷韵》《荷塘月色》
《赋得永久的悔》写母亲
季先生的散文数量很多,《牛棚杂忆》是其中精品
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