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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找了中国绿色文化所有的主题资料：这里面我看了，你虽说要文章，但这里面有你要的数据，这一点很重要，而且，真的很全面。
　　第一届“绿色中国与环境文化”

　　这届环境文化节是我国环保事业开创30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环境文化盛会。是环境保护的盛会，也是先进文化的盛会。中央领导同志来了，共和国的将军和部长来了，演艺界的明星和知名专家学者来了，国际机构和外国驻华代表和使节来了，从国家到基层的环保工作者来了，青年学子更是踊跃参与的积极力量。这有力地显示了环境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和生命力，它也必将进一步唤起广大公众积极关注环境保护，参与环境保护，为我国可持续发展事业、建设绿色中国注入深厚的、持久的力量。

　　由“三废”治理发端，到环境保护成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走过了30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基于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和升华，我国已把环境保护列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已成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我国环境保护法制逐步建立健全，公众的环境意识和觉悟不断提高，但较之可持续发展实践的需要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无论是在环境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上，还是在从领导干部到广大公众的环境意识和行为上，都尚存较大差距。而发展环境文化，弘扬生态文明，提高环境意识，完善环境制度规范，引导公众和社会各界的环境行为，无疑必将为我国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先导和文化力量。

　　环境文化是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环境文化倡导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平衡，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先进文化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生动体现，是我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发展，是代表我国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环境文化作品展示和文化活动的开展，能启迪人们的环境意识和觉悟，感染和净化人们的心灵，塑造人们的环境素养和品格，培育和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的社会氛围和风尚。

　　第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的发言

　　什么是文明转型？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为文明转型。例如一万年前，在人口资源的压力下，人类从渔猎采集文明向游牧、农耕文明转型，标志性的技术突破是青铜器和铁器的出现。尤其是铁器的普及，使小农农耕生产组织方式成为可能，极大增强了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更多的土地被开发，更多的孩子得以养育，当时的人口资源矛盾得以解决和超越，当时的血缘部族组织也因此而崩溃。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文明转型，都伴随着战争与流血，都伴随着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都伴随着国家民族关系的巨大调整。两千多年前，中国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混乱，完成了第一次文明转型，即“铁制农具＋小农经济＋君主官僚体制＋儒道法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文明终于成型。
　　中华农耕文明是世界上最为成熟的农耕文明。小农经济虽然对自然环境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但发达的铁冶炼业，如铁犁、锄头、镰刀、水利工程等等，仍体现了人的主观创造力量。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既提出要“天人合一”、“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思想，也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观念。自秦统一中国两千年来，人口由1000万增加到19世纪初的4亿，一直都不断地面临着人口与资源矛盾。每当矛盾激化时，都带来自然力量的反作用，如各种天灾人祸，使一半以上的人口消失。传统农耕文明对自然的破坏是渐进的，是有一定节奏的，但破坏的总趋势从未中止。千百年来，在人口增长的持续压力下，人们破坏了黄河沿岸的生态后，又开始转向长江沿岸。人口愈多，愈要扩散，每次扩散，生态就又被破坏一次。
　　几百年前，欧洲农耕文明的发展也面临着人口与资源的激烈矛盾。后来，一场黑死病席卷西方，四分之一以上的欧洲人口因此消失。这次黑死病后，西方文明出现新的转型，开始了文艺复兴，发明了蒸气机，并因此牵动了工业革命，展开了一场人类对自然更大的征服运动。工业文明开采挖掘出地底深处的几百种矿产资源，将其转化为人类可支配使用的财富，支撑了人口新一轮的膨胀。又经过几百年的内外战争，逐步建立起了以自由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民主政体。其主要特征是：以毁坏自然的方式征服和利用自然；个人自由与财富消费至上；解除宗教和伦理对人的控制；约束政治权力；民主法治等等，这些要素构成了传统工业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整个二十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气、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全球各国各民族间出现严重的不平衡。
　　传统工业文明比农耕文明的发展性高，但持续性差。目前，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为1400多亿吨，按目前产量，静态保障年限仅40年；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储量为150亿立方米，静态保障年限仅为60年。与此同时，地球环境遭到严重污染，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森林锐减、物种毁灭、气候变暖、荒漠扩大、灾害频发，一场全面的危机摆在人类面前。

　　为获取资源与市场，工业文明的先导国家以枪炮打开了地球上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大门，迫使一切后进民族走向工业化之路。近代中国，为实现民族的平等和国家的发展，进入了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期，百年动荡，内忧外患，血流成河。直到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华民族才开始了一场艰难的工业化运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突飞猛进。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耗尽了国内的资源。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80％。我国的国内资源再也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环境更难以支撑当前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全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人口资源危机，全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转型，如果没有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如果没有新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的革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将会迅速激化，人类就有可能越不过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槛。对中国而言，如果我们继续沿着当前这种发展模式走下去，将难以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将难以解决区域分化和阶级分化的矛盾，将难以解决全球环境恶化的矛盾。我们也许是幸运的一代人，能看到未来新文明的曙光，它将彻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也许是最不幸运的一代人，因为我们可能将经历一场人与自然彻底冲撞后的劫难。

　　什么是新文明？取代传统工业文明的生态工业文明，即是新文明。它将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更大的和谐。人类几千年文明史，都是以破坏自然来换取人类人口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只是节奏快慢与规模大小不同而已。尤其是三百多年来的工业文明发展史，对自然的破坏最为彻底也最为无情。人的自由建立在对自然界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分开发利用之上，建立在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的基础之上。迄今为止，人类的科技智慧和社会文明似乎不像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总是与自然相对抗，由此下去，这种“放纵的自由”绝对是难以维持的。难道我们就找不到一条希望之路，使人类能真正实现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目标？虽然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显示出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虽然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革命跟上，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只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它阻拦不住人口的持续增长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持续消耗，阻拦不住人类对环境的更大污染和破坏，阻拦不住人类如飞蛾扑火一样的命运。幸运的是，绿色技术革命已经产生了；遗憾的是，世界上许多政治家们并没有充分理解其中深远的意义。
　　世界循环经济的革命性发展，预示着世界能源已由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转向可再生的丰裕资源，预示着新文明的出现和人类文明的再次转型，预示着人类物质财富和福利生活的更大改善，预示着人与人的关系更为自由平等，预示着人类可以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谐。但同时，它也意味着旧工业文明的最后一次挣扎，意味着各国可能围绕即将枯竭的自然资源展开最后一次哄抢，意味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在短期内可能发生一次更大的碰撞。两百多年前，当瓦特蒸气机和珍妮纺纱机刚开始出现在英国时，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全面的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更没有人会想到以后的两次世界大战。

　　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我们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来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强化全民的资源环境危机意识，必须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须发展清洁生产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必须发展绿色消费以减少消费过程对生态的破坏，必须发展新能源以实现生产方式的彻底超越。唯有如此，我国人民才能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仍生活在安全优美的环境之中，告别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种种灾难，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培育出一个全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生态文明。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人类正面临着一场文明转型，世界各国的决策者们，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决策者们，对这次文明的顺利转型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必须放弃工业文明背景下形成的强占资源的狭隘世界观和战略观，以开放的心胸和对人类负责的精神来面对全球的规划与发展，他们不能在工业文明衰败之际还为了最后的一点剩余的短缺资源而强取豪夺，这样会将人类推向毁灭。同样，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深重的危机与难逢的机遇。什么是难逢的机遇？一个奔向生态工业文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最后用大家所熟知的一句唐诗来与大家共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让我们大家一同努力！

　　第三届“绿色中国”论坛研讨科学发展观

　　在4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会长潘岳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树立新的政绩观，应尽快将环保指标纳入政府官员考核体系。潘岳的演讲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赞同，大家围绕“绿色中国与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潘岳说，不久前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应建立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三个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没有GDP的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无法提高，也就不具备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物质条件。因此，我们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但单纯的GDP增长指标确有问题，它没有体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损失和资源消耗成本，片面强调GDP增长会助长盲目消耗资源、破坏环境，造成社会失衡，反过来又使GDP的增长难以为继。潘岳认为，环境权益是人民生存权的重要部分，国家已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保护环境已成为地方党政领导的职责所在。而且，“考核官员的环保责任”已逐渐成为国际趋势，2002年的南非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便强调建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问责制”。从长远看，要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得以统一，就要加大力量研究并采用绿色GDP的衡量指标，并形成我们衡量选择政府官员更全面的标准；将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环保投资增减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发生数量等指标，以及当地政府对中央各项环保法规政策的落实情况纳入政府官员考核标准。总之，环保政绩一定要与政府官员任免密切挂钩，尤其是各地各部门的主要管理者要成为环保考核的对象和环保责任的承担人。
　　潘岳指出，未来政府的定位不应仅仅是热衷于抓经济管企业，而应将主要精力放到对公共事物的管理上来。环境保护即是公共事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全社会千家万户的身心健康。人民有权知道、有权监督、有权参与那些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环境信息与公共项目；人民有权评价、有权监督、有权了解那些执行公共项目的各级管理者。为此，现时期的官员考核机制应搭建起一个公众参与评价的平台。中央对环境问题高度重视，有关部门于1999年、2002年和2003年会同国家环保总局，为将环保指标纳入政府官员考核体系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当前，有关方面应抓紧时间设计一系列政策与制度去支撑科学发展观，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的官员考核指标体系，循环经济与绿色控制的法律框架等。

　　第四届绿色中国论坛：制度建设至关重要

　　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看一看我们土地、水、煤炭、石油等资源在世界上的人均占有量，我们‘毫’得起来吗？！
　　从红色中国到绿色中国，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根本性的跨越。然而，日益紧逼的能源瓶颈，使这一美好梦想面临严峻考验。9月4日，来自社会环保、经济界的部分专家学者会集在神农坛下，把思考的焦点定格在——

　　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 绿色中国面对挑战
　　初秋的神农架云雾缭绕，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神农架林区政府联合举办的绿色中国第四届论坛在驰名中外的神农坛举行。5000年前，牛身人面的神农氏双目微合，为他的子民“望闻问切”，思考救治的良方；5000年后，来自中国环保、经济界的权威人士聚集在他的雕像前，集思广益，各抒己见，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献计献策。

　　“如果不出现战争等意外因素，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比2010年翻一番，达到3200美元，从而进入全面小康。届时，邓小平先生生前制定的‘三步走’战略”将成为现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的描述，让全场人员激动不已。

　　然而，近年来凸显的“地荒”、“煤荒”、“水荒”等资源、能源紧缺，却严重制约了“全面小康”前行的步伐。特别是今年以来更趋严峻的“电荒”和石油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空气污染，使得能源瓶颈像一堵看不见的高墙，横亘在人们面前。

　　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只有全面彻底地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既是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做出的英明抉择，也是克服能源危机、解决环境污染，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唯一途径。”

　　这一论断赢得了大家的共鸣，同时也弹击着人们思索的琴弦：科学发展观该如何落实？
　　改变“指挥棒”迫在眉睫 绿色GDP应快行
　　“经过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及相关专家几个月的联合攻关，我国绿色GDP核算的框架已初步建立，我们将在近期选择6个有代表性的省区试行这一全新的核算方法，以期取得经验，尽快在全国铺开。”继9月1日向首都新闻界发布这一消息后，潘岳在开幕辞中再次予以确认，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几天来，我不断接到50多个来自社会各界的电话，询问绿色GDP的有关情况。”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魏杰教授认为，“这既反映了全社会对更加科学的指挥棒——绿色GDP的热切期盼，同时也说明了大家对实行这一考核体系普遍心存疑虑：在现有条件下，推行绿色GDP可能吗？”

　　“我们实行绿色GDP，不是对现行的GDP予以全盘否定，而是进一步补充它、完善它，使我们的考核体系更加科学、更加真实、更加全面。”参与绿色GDP制定的国家环保总局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实行绿色GDP还面临诸多挑战：思想认识的欠缺与偏颇、自然资源如何定价、环境成本如何计量……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要求、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需求和政府官员问责制和新的绩效考核制的实施等，也为实行绿色GDP提供了难得的良机。”他指出，今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动GDP的实践：加快搭建部门合作的平台、建立合理的目标与模式、确立核算的范围与重点、把环境指标列为考核的硬指标，加快试点工作……

　　制度建设至关重要 惩罚激励双管齐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建设成为本次论坛的又一重要话 题。各方专家一致认为，通过相互匹配的政策和法律，使污染治理、节约能源、提高能效等制度化，尤为重要。

　　环境保护是一场人民战争，如果没有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在内的全民参与，是不可能打赢的。来自香港地球之友的吴方笑薇总干事认为，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担负着“向政府说实话、向民众说真话、向子孙后代说公道话”的重要使命。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则指出，让包括NGO在内的社会公众参与各项政策和具体建设项目的出台与上马，可以使决策更趋民主、科学。在这方面，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展，今后应在深度与广度上使科学、民主决策制度化、正常化。

　　无论是防治污染，还是节约能源，都离不开企业的积极行动，而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替代。应邀参加论坛的挪威驻华大使馆公使级参赞
　　贺利民结合挪威的经验认为，政府在鼓励企业提高资源定价、降低能耗等方面义不容辞，中国应尽快出台相关的财政、税收政策和实施细则，并认真贯彻执行。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钢则强调，在道德意识与国民素质相对不高的情势下，与激励相比，惩罚则更为重要。“如果破坏生态、资源等违法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就无异于守法行为得到了惩罚。”他建议，在法律层面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以尽快改变目前“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不正常现象。

　　法律不是“万能钥匙” 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不可或缺
　　“即使是在法制相对健全的发达国家，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在环境保护等公共领域，人文精神的张扬与道德观念的提升尤其不可或缺。”刘伟教授分析说，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发达国家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都证明，社会转型期往往是欲望膨胀、放纵行为大行其道的时期，而这与诚信和责任格格不入。试想一下，一个对自己都不愿意承担负责任的人，怎么要求他对环境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豪车、豪宅、豪华宴席、豪华装修……现在可以说是‘豪’气盛行。”梁从诫先生所不齿的“竞豪比阔”社会现象，就是有力的佐证。他分析说，这一消费“时尚”一方面是道德和责任意识薄弱所致的表现，同时也与环境意识、能源意识的缺失不无干系。“看一看我国土地、水、煤炭、石油等资源、能源的人均占有量，我们‘豪’得起吗？道德观念、责任意识和能源与环境忧患意识的教育还任重道远！”

　　挪威驻华使馆环境参赞卫莺歌女士介绍说，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对孩子进行有效的节约资源、爱护环境教育。“只有当这些意识深深地根植于国民的头脑中时，他们才可能在生活、生产中负起责任，主动地节约资源、爱惜自然。”

　　神农架的秀丽风光并没有消减与会者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绿色中国的忧虑。“中国能跨越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的难关吗？”贺利民先生根据他对中国这
　　几年变化的观察，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次论坛本身，不仅反映了中国人对‘绿色’的渴望，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略。”不过，他同时指出，圆“绿色中国”之梦，还有待政府、企业与公众扎扎实实、坚持不懈的长期艰苦努力。

　　在第五届“绿色中国”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 解振华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在2004中国环境文化节欢快与美好的气氛中，第五届“绿色中国”论坛隆重开幕了。首先，请允许我代表“2004中国环境文化节”的各主办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环保绿化委员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共青团中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期盼和平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前提；共谋发展是改善人类福祉的必然要求，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却不断增长，如果这两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当，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才能延续与进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就开始探索文明发展的新道路。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开始了人类社会共同保护环境的征程；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

　　尽管世界环境保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全球环境仍处于恶化之中，环境不安全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基础不同、社会文化各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但各国都有优势和长处，都有经验和教训，实践证明，加强国际合作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途径之一。世界各国应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全面加强全球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

　　我们认为，在国际合作中应当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尊重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和自身发展状况所选择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既要在解决全球和地区性环境问题上采取协调一致行动，也要尊重各国多样化的发展；第二，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更多地承担全球环境保护责任；第三，加强环境技术的国际传播与合作，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消除交流障碍，建立合理的转让机制；第四，发达国家应进一步消除过高的环境标准形成的贸易壁垒，促进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同步发展。

　　中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事业一直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谋求与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积极合作。中国参加了所有国际环境公约的谈判，加入了30多项国际环境公约，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履行签署的公约。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环境合作。与30多个国家签订了环境合作协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中欧、中日韩、中国与东南亚“1＋10”开展区域环境合作，积极参与亚欧、中非环境合作，共同解决区域性突出环境问题。

　　中国政府特别重视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听取国内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汲取国外的经验和教训。13年前成立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聚集了中外高层次、高水平的专家，对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高度关注，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建议，被中国政府在决策中采纳，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国内外誉为国际环境合作的典范。

　　“绿色中国”论坛已经举办了四届。主题分别是“绿色中国与环境文化”、“绿色中国与可持续发展”、“绿色中国与科学发展观”、“绿色中国与环境经济政策”，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环境合作与发展”。这次论坛汇聚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优秀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还特邀了即将参加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年会的委员、专家。今天演讲的都是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和企业家，他们的参与将对提高论坛的质量发挥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围绕主题，畅所欲言。我相信，这次论坛将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