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中国史学与哲学是什么关系？只有站在中国人自身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取向思考问题，才能在哲学和史学之间搭起认知的桥梁。
　　钱穆先生对中国学术之渊源有着敏锐的考察：“大抵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史官随着周天子之封建与王室之衰微，而逐渐分布流散于列国，即为古代王家学术逐渐广布之第一事。”王国维曰：“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史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可知矣。“ 龚自珍在《治学》一文中更清楚地点出了“史”与“治”的关系：“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载之以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书谓之史职。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戒语者，谓之师儒。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
　　对于中国“史”之特质，见解最为深刻的莫过于清儒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史释》中断言：“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制度所存，亦即是尧汤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史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这就极其清晰把中国“史”之特质表露无疑——如果历史无实用价值，只知道“昧于知时，动矜博古”，那就“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可见，中国之史学，非同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而始终有着强烈的价值取向：“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斯盖哲王经国，通贤垂范，惩诫之方，率由兹义。”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之大背景下，“史”与“哲”非两个问题，而可合二为一，除了因为“史”、“哲”都在研究“治”的问题，更为关键的一点，即从学术渊源而论，则“哲”出于“史”。
　　钱穆先生通过对中国思想史之考察，得出结论，中国诸子百家皆出于儒家，即归宗于孔子：“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则墨源于儒”，而“以下战国学派，全逃不出儒、墨两家之范围”——“极端右派，则为后起之法家。极端左派，则为后起之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皆属右。道家、农家、名家，皆属左。”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指出儒家之特点：“儒者以六艺（经）为法。”班固在分析各哲学流派时有一个精辟判断：“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换言之，六经是中国各哲学流派的共同源流，那么六经同“史”有何关系呢？章学诚先生一言以蔽之：“六经皆史也。”国学大师章太炎确言道：“六经者，周之史籍。”孔子曾评价自己的学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总而论之，“诸儒治经，实皆治史。”
　　如果说治经即治史，那么有经学就够了，史学对于“治”的价值何在呢？或者说，二者是如何统一与“治”的呢？李保泰在《廿二史札记》序中有着清晰的解释：“经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迹。三代以上，明于理而经立；三代以下详于迹而史兴。”余英时在考察宋代士大夫思想脉络时也点出了其中之关节：“胡瑗、孙复、欧阳修诸家早已提出了三代以下‘圣人之道’有体用或本末之别。大体言之，他们把仁义（道德）礼乐看作‘体’或‘本’，而以政与刑得实际措施为‘用’或‘末’；前者是‘历世不可变’的，后者则必须因时制宜。”“宋人讲学问也可分成两派：一派像王荆公，他是经学一派。像司马温公，他是史学。经学可说是等于孟子之所谓‘法先王’，史学派可说是等于荀子之所谓‘法后王’。经学派总是偏重理想、多议论，王荆公就是这样一个人。史学派重实际、重经验，司马温公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可说经学家常看重制度，要摆出一大套来，因为他喜欢理论，而史学家则多重人事，人事和制度是两回事。”明清之际的经世大儒更是如此，王夫之在哲学和史学方面都有所建树；顾炎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利害者，分类录出，旁推互证” ；全谢山论（黄）梨洲学术也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
　　司马迁之《史记》之所以被称为二十四正史之首，在于他的文字记载详实，纪传体又为史学一大创见，更在于他写史之旨趣十分高远：“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钱穆先生对此评价极高：“‘人事’同‘天道’中间的这个分际何在？而在人事中则还要‘通古今之变’——怎么从古代直变到近代，中间应有个血脉贯通。此十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西方人讲历史哲学乃是一套哲学，只把历史来讲。若说中国人也有历史哲学，应该不是一套哲学，而仍是一番历史，只是从历史里透出一套思想来。即如说‘究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这才是中国人的历史哲学。”
　　不仅是六经和《史记》，中国之史学著作无论是叙史、论史还是考史，究其大方向，始终强调从史学之立场“史以载道”。就论制度之史书而言，在一般人看来，此种图书无非是对历代制度的一番搜罗和摘述，作工具书之用，有何高远意向？但李翰在为唐代杜佑所作《通典》作序时说：“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天下。”朱熹也非常推崇《通典》，说其是一部“是今非古之书”。钱穆先生总结道：“倘使仅为史学而讲史学，这决非真史学。” 真史学者，有其哲学旨趣作根基也。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摒除西方学科分类的影响，那么就中国哲学与史学而言，实则为一而二，二而一之事，对二者强行分割，显然有悖于国学之本意。对史学著作进行哲学研究，寻找到其背后的哲学价值，非但是可能的，而且也应该成为中国哲学研究所努力的方向。

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它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一切活动领域及其过程。因而 ,史学和其他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尤其是和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哲学为史学提供世界观 (历史观 )和方法论 ,史学为哲学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史实的依据。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学问 ,它为史学提供了世界观 (历史观 )和方法论 ,西方古典史学的萌芽和优良传统以及中世纪史学的发展充分说明 :有什么样的哲学 ,就有什么样的史学.

历史学与哲学是个别和一般、辩证统一的关系。哲学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历史学的成果反过来又作为哲学的基础丰富了哲学的内涵，历史学与哲学是辩证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