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抗倭问题,请进.

1：倭寇的形成

倭寇一词是对在中国与朝鲜沿海进行走私与劫掠的日本人的统称。“倭”这个字最早出现在三国的文献记录：‘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向魏进贡’，那时边将日本人称之为“倭人”。“倭”有指个子矮的意思 。“寇”指盗贼集团 。两个字组合起来，“倭寇”即成为了对日本浪人等小规模类似于强盗集团的称呼，正式形成是在明朝时期。

倭寇就是武装的日本商人、农民、武士和中国沿海的一些借倭作乱的渔民等组成集团对中国及朝鲜进行有组织的劫掠。最初的倭寇是一些渔民以及农民在歉收或饥荒时期，为了生存武装乘船至朝鲜半岛抢劫米粮所形成的集团。

元朝征日时，幕府执政北条时宗发布异国讨伐令，企图侵略朝鲜。北条的命令虽然没有付诸实施，可是日本国内的一些武士和浪人却自发的组织起来，侵袭朝鲜。这与倭寇形成初期的成分有了极大的变化，单纯的劫掠米粮变成了血腥屠杀和抢劫财物。到了元朝第二次征日失利后不久。朝鲜被倭寇侵略，高丽王上书忽必烈，要求元朝派驻军队开赴金海，协助防御。随着时间的流逝，倭寇侵扰愈演愈烈，中国福建沿海等地也受倭寇洗劫，这种倭寇专门劫掠海上商船，洗劫海滨村镇。而日商反抗元吏的商货检查，也是日本商人与倭寇相互勾结的最佳例证。

日本建武二年（公元1335年），日本国内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大名们为扩张自己势力，纷纷拥护南朝或北朝，率部加入战争，战乱延续几十年之久。在这过程中，大名势力兴衰起落、变幻莫测，一部分的武士随着大名的衰亡而变为浪人，因战火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也被卷入战争。这些农民又有再度成为浪人的，形成一个循环为倭寇的来源提供人力。倭寇就在这过程中逐步形成，开始了它的发展时期。

2：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及王直集团的形成

明朝时期，因为明朝与日本贸易规模有了很大发展，抢劫商船的行为也随之猖獗。以武士为集团核心的倭寇更是十分兴盛：大内氏为首的志贺、灶户社岛等倭寇，宗像氏为首的内外大岛的倭寇，大友氏为首的丰后沿海的倭寇，志佐、佐志、田平、呼子等松浦诸氏统辖隐歧、平户各地的倭寇等等。其中以大内氏所辖的倭寇集团势力最大。

尽管日本将军以及各大武士、大名守护为保证航路的畅通对倭寇行为有所约束。甚至连大内氏也对约束倭寇劫掠表示行动，但是从根本上还是不能根除倭寇。

在明朝嘉靖中期的明日贸易中断后，连这种基本的约束也消失了。日本国内长期使用流通的铜钱是中国生产制造的，日本过国内也尝试国自制铜钱，可是质量极差，不得不再度使用明朝制铜钱。而明朝拒绝贸易后，日本国内的货币失去了供应渠道，大名们为了发展不仅不约束倭寇行为，还自行组织半寇半商的武装走私商船队，明沿海海防不能区别这种商船队与不同商船的区别，使得他们屡屡得手。这时候劫掠还只发生在沿岸没有深入内地。当明朝沿海海盗与走私商贩与倭寇勾结起来后，形势发生极大变化。明朝沿海海盗与走私商贩利用明朝海防官员海派倭寇的心理，投靠倭寇与之狼狈为奸。倭寇也利用海盗与走私商贩熟悉地形等优势放手危害中国沿海。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王直集团。这样，倭寇的劫掠渗入到内地，达到顶点。范围波及至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而以江、浙、福、广四省最为严重。

王直最初加入许栋集团，在嘉靖年间与日本商人助才门等人在双屿进行走私贸易。慢慢成为一大势力，其初衷仍是希望明朝政府取消海禁，允许中日自由通商。他曾说：：“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若允之，海患乃平”。在王直消灭另一走私集团时，势力极大膨胀时；仍上书明朝政府要求开放海岸。然而明朝政府不将海外贸易与倭寇劫掠区别开来，实行全面海禁。这就堵死了贸易的一切途径，要相互贸易只能走私，而走私便有杀头之忧。所以在沿海进行商业贸易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

在双屿岛被明军捣毁后，王直去了日本平户岛。藩主松浦隆信笼络王直，为其所用。王直以自己的实力在日本走私贸易中起了很大作用，因此萨摩的岛津氏、山口的大内氏、丰后的大友氏都与王直保持良好关系。这时候的明朝政府极度衰败，海防形同虚设，兵力严重不足。军心涣散，竟发生一个士兵被杀，千余人逃跑退散的可笑局面。使得倭寇与西方外蛮轻慢中国战力，因此，倭寇利用官兵将吏畏惧倭寇的心理，毫无顾及地大举入寇。

3：鼎盛时期

王直勾结倭寇大举入侵，浩浩荡荡驶入中国。中国沿岸数千里同时告急。这次入侵，使浙江、福建等地惨糟蹂躏，倭寇所到之处，屋舍变成废墟，屠杀男子、奸淫妇女，无恶不做。骚扰内地达数月之久，自此，倭寇连年入侵，使得沿海“岁无宁月”的严重局势。

明朝军队的无能在倭寇入侵中得到具体表现：柴家鹿一战，倭寇以四十二人杀散官兵千余人，死亡六十余人。浙江兵备副使刘熹率兵五千攻击倭寇据点，倭寇以二百余人迎战，击散明朝军队，刘熹部众四散而逃，未发一弓一箭士兵望风而逃，居然只剩下刘熹与家丁十余人。刘熹誓死抵抗，倭寇不敢进犯，得以身免。

明朝政府政治上的腐败也决定了倭寇的兴盛：朝廷贿赂公行，刚直不阿的大臣得不到升迁，阿谀奉承得奸臣却竟相上位。皇帝不以士兵抵敌人，却乞求海神的保佑，在王江泾一战，斩敌首级二千余颗的张经却以“糜饷殃民，畏贼失机”的罪名斩首示众。

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也使明朝经济遭到削弱：长期的海禁使政府损失一大笔税收，私贩横行也使内地的竞争加剧，而这些问题使得经济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倭寇的盛行更是使本已恶化的经济雪上加霜。明政府的态度也不正确，并不是引导这种贸易关系，而使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禁止，渔民与商贩为了生存不得得从事走私行业。铤而走险。

以上几点使得倭寇有了可趁之机，迅速地带动了一大批日本国内的浪人与穷苦农民卷入其中。

在明朝后期倭寇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4：戚继光平寇

胡宗宪继赵文华后控制东南海防权力，采取招安的手法对待中国海盗。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命蒋洲等人动身赴日本劝王直投降。而且极有诚意地将王直母、妻及儿子从金华监狱中放出，厚待之。以次王直降意已决，并对胡宗宪提出“免罪通商”、“调离剿倭名将俞大猷”两个条件。胡宗宪表示同意。得到允诺后去杭州向明朝军队投降。招安初期胡宗宪厚待王直，“日费数百金”。而且王直本人也不断贿赂严嵩等贪官。以求官位；可是在明朝政府朝野压力下，王直被打入大牢，在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十二月斩于杭州菜市口。

此后的剿倭战争是以戚继光为主导的。戚继光原为山东防倭都指挥参事，因为倭寇猖狂。在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从山东调至浙江，职位升至参军。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及所属各县。

这时候仍是胡宗宪掌权，方针提留在招抚为主。戚继光的能力得不到发挥，征倭效果不大。因此，戚继光上书朝廷要求准许他训练新军。此时胡宗宪的后台严嵩父子失势，倭寇也并未因王直被斩首而稍稍收敛。胡宗宪被迫将政策改为武力征倭。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九月,戚继光义乌县招募矿工和义乌乡团四千人，在绍兴训练。戚继光招募士兵的条件很特殊：皮肤光滑者不招、市镇之民不招。只招用傻大粗类型的和沿海人民。因为根据他的观点：长期生活在沿海，知道倭寇的残酷，懂得剿倭的重要性，二则吃得苦，打仗勇敢，胆子大。任用胆子大的人这一条就是在今天的战争中仍是主要要求。这里可以看得出戚继光确实有战争才华。他根据士兵的身材、特长、胆量等因素把士兵分为十二个人一个组，装备盾牌、火器（鸟统）、弓箭、长矛、短刀等武器，必要时还可再分成六个人一组。灵活性很高。

戚家军在训练两个月后奔赴前线，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倭寇一万余人大举入侵台州、温州地区，在龙山激战，戚家军击退倭寇主力，获得大捷。随之戚继光率领五千戚家军在花街口围堵倭寇，全歼来敌。救出被俘民众五千余人，取得抗倭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同年五月再次全歼入侵台州倭寇，士兵士气大振，抗倭激情高涨。新军的优势显示出来，各地将领纷纷开始训练新军。

浙江倭寇基本肃清，余敌逃亡福建等地，于是戚家军开始转战福建。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七月，戚家军六千士兵入闵剿倭，八月攻取福建倭寇老巢。肃清该处倭寇。残敌逃至兴化。戚军于夜间围攻，斩首千余寇，救出群众一千多人。福建倭寇三大巢穴横屿、牛田、林墩全部荡平。戚家军发挥浙江，福建百姓犒劳戚军，夹道欢迎。

这时胡宗宪因依附严嵩父子遭革去官职，打入大狱。被胡宗宪陷害入狱的俞大猷从而恢复原职，总领抗倭大业。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冬，倭寇再次入侵，并攻取兴化府城，以前倭寇只能攻陷县城，这次的府城的陷落使得倭寇极度猖狂。俞大猷率军剿倭。戚继光为副将。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四月，俞大猷居右翼，刘显居左翼，戚继光居中军，攻取平海卫，收复兴化府城，斩敌首级三千余颗，解救被俘群众三千多人。之后紧追残寇，在马鼻、硝石岭一带全歼倭寇。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冬，日本国内新寇汇合残敌公一万余人，再次攻掠兴化府。戚军进剿，歼寇二千余人。其中有数百名日本武士被歼，福建倭寇受到惨重损失。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春，残存倭寇返回日本。福建倭寇全部肃清。

江南失去立足之地后，倭寇逃到广东。明政府再任俞大猷为广东总兵，与两广总督吴桂芳密切配合。以戚家军为样本在广东训练新军。同时在福建建造战船八十多艘，海上剿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春，戚家军与俞家军联合进剿倭寇，连战连胜，大部倭寇被歼。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沿海岛屿倭寇逃往越南，俞大猷率舰队追击歼灭。广东倭寇也被肃清。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倭寇在中国失去了大部入侵的实力，基本上消声灭迹。除零星的一些骚扰行为持续到万历中期外，再没出现过万余倭寇浩荡入侵中国沿海的劫掠活动。

倭寇的兴起与衰落都有其历史原因，比如它的鼎盛时期就是因为日本国内的大名为了获得财富组织武士入侵。而衰落除了明朝军队的围剿一方面外，也因为日本国内这时正是战国时代，国内大名为了争夺领地，确立地位，无暇顾及自身以外的事情。直到国内统一，丰臣秀吉又动起歪脑筋打朝鲜的主意，最后没有得逞，死后倒落得个身死国灭的地步。[

不是的，那时候主要的都是些日本浪人，他们是自发组织起来在明东南沿海一带进行侵略。当时的日本政府没有对明宣战，但对这些浪人的侵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有些支持的。

倭寇

古代日本海寇。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些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奸民，通称为倭寇。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空虚，倭寇侵扰时能得手，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扰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则矫称入贡；乘其无备，则肆行杀掠。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只限于个别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

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四：①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遂多流为寇盗；②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③日本室町幕府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视为利薮；④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一时期倭寇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他们伙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之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但此时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吏治腐败，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年（1523）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撕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此后，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二十一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二十三年，许栋、汪直等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肆行劫掠。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反抗。福建巡抚在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三十二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两千人。四十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