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分化现象

从上述关于“何以致贫？”“何以致富？”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导致我国目前贫富迅速分化的原因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在这些各不相同的原因中有一个通项，那就是“腐败”，这包括政府机构的腐败、官员的腐败、行业的腐败、从业人员的腐败等等。例如，由于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长期以来严重不足[1]，致使国内初等和中等教育部门长期存在的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从而使教育行业中的从业人员能够利用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矛盾巧立名目，向公民强行征收各种费用，使教育乱收费的现象不但屡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乃至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行业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又导致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进一步恶化，并且已经成为行业和个人牟取暴利的条件。医疗成为导致贫困的原因更是行业腐败的典型例证。以吃药贵为例，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许爱娥明确指出：官员腐败是药价虚高总源头。她说：“卫生部公布看病贵有6大原因，我认为药价虚高是突出问题，而药价虚高总源头是官员腐败。比如，按照正常程序，一、二类新药审批总费用是4.8万元，批文评审通过至少需要5年。但目前，一些新药批文的速度从一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批文价格低则数百万元，高则上千万元。我认为，药品主管部门少数官员腐败正是药品价格虚高的总源头。”就全国来看，截至目前，药价已经17次降价，但老百姓并未感到实惠。为什么？因为一旦限定价格，厂家就对该药停产，然后老药翻新，做成新药。[2]然而参与医疗腐败的不仅仅是官员，而使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从药品的营销方式上看，厂家、经销商和医药公司、医生、医院都从该药的使用过程中谋取了巨额利益，而这些利益最后都由病人买单。毋庸置疑，由于人不能不受教育，不能不看病，因而教育和医疗极有可能演变成对公民进行盘剥、敲诈的行业。这两个行业的暴利，是以社会大众，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贫困为代价的。至于腐败在种种非正常致富途径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由于腐败，大量的公共资源流向了少数不法者，由此造就了少数牟取暴利的富人阶层，与此同时，也就剥夺了社会公众使用这些社会资源的权利，剥夺了社会公众分享由这些资源产生的利益的权利，从而在少数人迅速暴富的同时，更多的人则迅速陷入贫困。
腐败不仅造成了贫富的迅速分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败坏了社会良心。政府官员的腐败正在彻底瓦解人们对政府官员的到的期待，也摧毁了一切用来教化社会的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使人们逐渐丧失对政府的信任；教育和医疗这是两个最需要将社会良心的行业，教师与医生也是公众最敬仰的职业，这种敬仰既是知识上的，也是道义上的。然而行业的腐败，使他们的形象黯然失色。而当他们已经得不到人们的信任和敬仰的时候，人们在这个社会上似乎已经找不到值得敬仰和信任的人了。对于那些少数富人，人们更多的是垂涎，而不是敬仰，而当他们中那么多的人是依靠腐败而致富的，并且他们的腐败竟然无人能阻挡，腐败就一定成了用以致富的普遍工具。
腐败也在扭曲着我国尚不成熟的市场体系。形形色色的腐败使正常的市场机制不起作用，而使各种非市场手段肆意泛滥。如果市场取向的改革，仅仅是把市场主体追求私利的动机激发出来，而没有在市场主体的心灵中有效地建立起市场规则意识，从而使市场主体不是按市场规则进行经济活动和职业活动，其结果必然导致市场体系名存实亡。而腐败所毁掉的正是市场规则。因此，腐败的危险性就在于他正在把中国社会推向恶性循环的陷阱中。对此，我们不能再用“腐败是少数的、个别的、非主流的现象”这样的说法来麻醉自己。
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的扩散和蔓延，已经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已经在不断地降低公民对政府和执政党的信任度，已经在持续地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如果不从根本上予以治理，中国社会就难以避免地陷入全面的危机状态。
总之，就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分化现象而言，反腐败显然是遏制贫富分化趋势的关键。如果说导致贫富分化的那些原因正在把中国社会推向恶性循环的陷阱，那么，反腐则是遏制恶性循环、启动良性循环的引擎。2006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在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上发表讲话，指出，纪检部门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他强调，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办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方面的案件，重点查处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查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重点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应当说，中央此举正是把握住了这个引擎。只有能够切实地、有效地严厉打击腐败，中国社会才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