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为什么会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

秦始皇又曾焚书坑儒，汉代前期几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多信奉道家的无为之治，而偏偏儒家学说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力量呢？因为中国儒家文化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农业文化的全面要求，或者说儒家文化在最大限度内满足了中国大陆与农业文化的要求。具体说，儒家文化有如下几个特点，而这几个特点对于一个大陆型农业文化模式来讲，条条都有必备的价值。

其一，推崇皇权，主张统一。这是儒家学说中至关重要的内容。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法先王说，所谓三纲五常。简而言之，就是君为臣纲，皇权乃万事之本。可以这样说，像中国古代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自然农业型国家，如果不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体系，是不可想象的。皇权不是中国人的爱好，而是中国历史的需要。儒家学说中虽然也有“民为贵”之类的议论，但处在国家管理体系中心位置的无疑是皇帝。先秦诸子百家，只有儒家学说对尊卑问题讲得最合封建帝国之意。儒家学说中大一统的思想，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兴旺和强盛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选中儒学作为官学，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秦始皇若不统一天下，那么，诸候国就不会看中孔夫子，因为看中孔夫子就该服从周王朝。而秦始皇一旦统一天下，那么，儒家学说或迟或早总会登上皇家官学的宝座。秦始皇乃一代之雄，却干出焚书坑儒的事来，可算是中国历史对始皇帝的一个黑色幽默。

其二，天人合一，有利于社会稳定。儒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孔、孟时已有萌芽，到董仲舒时代成为成熟的哲学观念。汉代以农业主国，对自然环境必然重视。一方面与天为邻，一方面又对天有所敬畏。于是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如汉武帝一样的皇帝，就有了双重价值。价值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为皇帝的最高权威找到根据，既然天人一体，皇帝之所以成为皇帝，就说明这是天命所在；价值之二，是使天下都能爱护自然，重视土地，从而保证农业自然经济的顺利发展。

其三，性分三品，强调等级。地域如此辽阔的农业大国，必须建立中央集权制才能管理；而建立中央集权制，又必须实行严密的等级制才能保证皇帝以有效的方式控制如此巨大的国家机器，获得必要的行动效果。而儒家学说中的上智下愚及性三品说，正好为封建等级制提供了绝好的理论依据。人为三品：上品之人，不教而明，属于圣人一流；中品之人，教而后益，多数人都在此类；下品之人，虽教而无益，非强制其行为方可。而上品之人必得知书达礼，中品之人可以教而后成，所余下品，大多是平民百姓。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合皇帝陛下的龙意。于是儒家学说，不能不受到帝王的青睐。而且封建体制一日不去，儒家的官学地位便一日不会动摇。

其四，既重亲性，更重家庭。儒家学说对于家庭给予特别的重视。儒学立身的根本，一是作忠臣，二是作孝子。而且忠臣必定是孝子，孝子亦必须是忠臣。孔夫子对于孝的重视，足为百家先，而他对不孝的态度也是很激烈的。作为中国伦理文化基础的农业自然经济，其基本的生存单位是家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家庭。唯有家庭稳定，国家才有安定，唯有家庭富足，国家才能富强。中国传统家族与封建王朝属同位结构体，二者的兴致一般无二，区别只在所处位置不同。古代中国只要家庭不乱，无论碰到怎样的变化，必将很快走向安定状态，而且只要保住中国传统家庭的文化特性，则中国传统文化就不会发生断层现象。

其五，重视土地，不患贫而患不均。农业之国，最重要的财富莫过于土地，土地是国家之本。这和市场经济不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也是商品，美国花几个小钱，就可以买下阿拉斯加。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代土地政策，也有差异。但每次改朝换代，如想取得成功必须在正确解决土地问题上下功夫。土地是立国之本，而赋税是土地能否发挥最好效益的关键。赋税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农业与地主以及他们二者与国家的深层政治关系。无论哪个朝代，只有解决好土地与赋税问题，才能出现真正的繁荣，否则纵然有多么强大的管理力量，也非出乱子不可。农业国家重视土地，但土地可以使人生活，不能使人剧富，而儒家学说正好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穷点没啥，但不均就不行。将这个理论用于中国古代土地政策，真是再好不过了。而且因为有这样合谐的社会历史基础，连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都受到莫大影响。

其六，重农抑商，不准流动。以农业立国，必定重农。但农、商二者有冲突，特别是处在自然农业经济条件下，农民得利不容易，相对讲商人获利则比较容易。农业是传统大陆国家赖以生存的命脉。这个命脉的特点是：既稳固又脆弱。试想一个几千万人的农业大国，实力理应雄厚。但这种雄厚的实力非得付出艰苦卓绝的农业劳动才能得到。因此，一旦发生农民向其他行业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作为社会生存基础的农业就会动摇。因此，重农必须抑商，而且反对一切人口流动。由农转商，固然要反对，就是农民向别处迁移，也要反对，甚至因饥荒而逃亡的流民都受到歧视。终整个封建时代，封建王朝对于流民都十分反感。因为当一个王朝对流民失去管理办法的时候，就预示着这个王朝的寿命要终结了。而儒家伦理观念，最重视家庭关系，所谓“忠孝传家久”，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伦理学说，封建王朝怎能不爱？

其七，重视礼教，倡导中庸。封建王朝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稳定，而封建家庭的稳定又有赖于严密的封建等级制，特别是男尊女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的理论依据是夫为妻纲，父尊子卑的理论依据则是父为子纲。二纲合一，最高男性家长便处于生宰地位。女子则没有地位，一个女子，在家要从父，出嫁要从夫，夫死要从子。这两个原则，既使家庭稳定，又使思想僵化。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而轻理，在家庭婚姻关系上尤其如此。比如夫妻既讲尊卑，感情好坏就是次要的。即使嫁给一个万分不如意的丈夫，也只能认命，这叫作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中国传统家庭重视父子关系远胜于重视夫妻关系，因为只有父子相传才能保证家庭的稳定。儒家的这些主张，无疑对巩固封建等级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中庸即不用过激的态度看待社会，看待家庭。中国人素有“忍”功，因为中庸使人不便出头，不肯出头，也不敢出头。而农业自然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渴望和推崇平均土地的经济，因此中庸便取得它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同时，中庸既反对冒尖，又反对落伍，前拉后推，无疑加强了人们行为选择的从众性和向一性。儒家的中庸思想，其伦理价值超过其理论价值。

其八，渴望廉洁，重视吏治。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以来，秦朝模式统治数百年。隋唐改制，但在中央集权这一点上没有变化。中央集权的特色就是专制，而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腐败，腐败又是农业经济的首要敌人。于是为着圣朝永远不衰，也为着加强管理效用，历代清朝的王朝和有作为的皇帝，无不主张吏治。吏治，就是治吏，使各级官员遵纪守法，清正为官。但是看中国整个古代史，真正的清官总是不多。纵然有几位，也如凤毛麟角。于是社会舆论盼清官，便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其实腐败是专制王朝的一个死症，而吏治则是它的一个理想。儒家学说强调修身养性，洁身自爱，主张仁、义、礼、智、信，无论对吏治，对清官都有积极作用。

其九，克已复礼，以国为重。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西方文化是主张个人本位的，而中国文化是强调官本位的。官本位的含义也并非一切都以官员的意志为主，而强调官府所代表的整体性利益。孔夫子一生理想在于克已复礼，后世儒生尤以忠孝为立身之本。表现在取舍安排上则国事第一，家事、个人事又次之。而且“君子不言利”，个人利益在儒家眼里，正是肮脏的东西。西方近代文化以个体为本位，因此，即便对某一个人的不公也可能酿成社会问题。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相反，它最钦佩的乃是忍辱负重，提倡为着整体牺牲个人，甚至为着个人——比自己身份高的个人而牺牲自己。中国儒学的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农业大国来说，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其十，都德轻技，修身为本。儒家学说极其重视个人品德修养。像曾子那样的贤人，尚且要“吾一日三省吾身”，一般人等，可想而知中国不是宗教国家，却是一个特别需要道德规范的国家。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正合“寡人”之意。有人说中国人说教太多，动辄就是道德问题，这倒也是事实；但应该指出的是，这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并非中国人对道德自作多情，没事找事。至于其流弊后人，容当后议。

一个大陆文化，一个农业文化，一个儒家文化，已经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三者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因大陆而农业，因农业而儒家，反过来，儒学加强了自然农业基础，儒学与农业的合力又强化了中国大陆文化。如此这般，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不会发生断层，中华民族的统一自然成为历史的必然。

一个政治实体包含了“基层治理”，“中层组织”，“顶层价值”。其中“顶层价值”的存在决定施政方向，发布总的政令，而“中层组织”则负责组织“基层治理”的官员执行“顶层价值”发布的命令。对于“顶层价值”的存在，需要考虑两点，一是防止自己被“中层组织”架空，要保证自己对“中层组织”成员有高度的权威，二是自己施政的方向要以民为本，维持老百姓这个基层稳定，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两点都不会改变。做不到第一点，这个政治实体就会极度松散、低效，甚至爆发内乱；做不到第二点，这个政治实体迟早会面临全面解体的危机。

有了以上了解，再来看看儒家因何成为传统王朝的官方思想。

一、法家式微

战国百家争鸣，到了秦朝官定法家，民间则儒、墨彰显，但秦朝统一后，基层叛乱。又由于秦始皇改革步调太快，导致中层组织层空虚与不稳，面对大范围的基层叛乱，朝廷组织效率低下，于是秦朝很快覆灭。大范围的基层叛乱说明，法家思想不适合作为“顶层价值”。法家重术不重道，注重眼下解决问题的方法，但缺乏长远的核心价值。战国时期，秦国采用法家，基层没有内乱，是因为商鞅变法让基层百姓可以通过为国打仗来获得土地，如此一来老百姓可以忍受法家政策的缺陷，但等到天下统一之后，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

由于战国时期强国与统一的价值目标消失，法家本身又缺乏长远的核心价值，朝廷原本推行的法家政策已经不适合基层治理，加之百姓违法甚至会牵连基层官员，而基层官员违法甚至牵连组织层，这就导致“基层治理”全面失控，进而使得组织层官员也肆机反叛，比如郡县一级的长官甚至带头叛乱。秦朝灭亡之后，法家拥趸式微，当然无规矩不成方圆，法家思想还是需要的，但它是术，不是“顶层价值”，即它不是政治实体努力的方向目标，而是达到那个方向目标所需要的方法过程。

二、改道为儒

秦朝改革过急导致组织层空虚不稳，汉初吸取教训，官定黄老之学的道家为官方思想，道家思想成为“顶层价值”，在无为不争的思想影响下，朝廷提倡节俭，贵族官员不敢奢侈无度，对老百姓也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治，于是汉朝迎来文景之治的盛世。这样看来，道家的思想作为“顶层价值”似乎一切都很好。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地方上刘姓诸侯王实力日强，对汉中央构成威胁，于汉景帝时期爆发“七国之乱”，而这说明道家思想作为“顶层价值”无法让“顶层价值”的存在对“中层组织”形成高度的权威，即道家思想无法加固皇权。

在汉武帝时期，儒家的董仲舒敏锐发现了这点，于是他在孔孟儒学里加了很多“料”，总的来说就是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学说指出，天是有人格色彩的主宰，皇帝受命于天统治天下，违抗皇命的人就是忤逆天意，要遭到剿灭，另一方面，天的意志可以通过人间的自然现象体现，皇帝妄为也是忤逆天意，上天就会降下天灾，警示皇帝要自我反省，而解释天灾、提醒皇帝的人就是儒士。“天人感应”学说将皇权神圣化，确立了皇帝对“中层组织”的高度权威，儒士们也得以跻身“中层组织”，而儒学思想逻辑的开端是“仁”，终端是“义”，属于人本思想。孟曰取义，一句“黎民不饥不寒”，道出了封建落后生产力之下，儒家良心士人的美好期盼，这种价值观也让朝廷重视百姓，朝廷发出的政令有利于维护基层平稳。于是被董仲舒“调教”过的儒家思想得到汉武帝器重，被定为官方思想。

其实，汉儒弄出来的“天人感应”学说也好，宋儒弄出来的“天理”学说也好，根本上是为了加固皇权，也就是加固“顶层价值”的存在对“中层组织”成员的权威。后世儒家成员的这些行为更像是为了跻身“中层组织”，而向“顶层价值”的存在纳投名状表忠心。这种畸化妥协后的儒家思想在很多方面根本不合乎仁义，孔孟恐怕都很难接受。

三、儒道交兵

秦朝灭亡，法家拥趸遭受打击而式微，但汉朝改道为儒的时候，朝廷并没有灭亡。西汉初期的官方思想是道家，道家也拥有大量拥趸，虽然汉武帝将儒家思想定为官方思想，但道家拥趸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并不甘心就此埋没。既然皇帝们喜欢皇权神圣化就投其所好，西汉后期道家开始与方士结合、仙道结合，企图教皇帝自己感应上苍。汉成帝永始元年，酝酿黄老之学的齐地，一个叫甘忠可的人写了一本重要的书《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共12卷，并将之献给皇帝，称是天帝派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可使汉家逢天地之大终，更受命于天。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暗示，皇帝压根不搭理，后来道家又献书两次，但都没有成功，“天人感应”的董派儒家依然是汉王朝的官方思想。

既然顶层的皇帝不接受道家，道家失望之下进入了基层百姓。东汉汉顺帝时期，一个叫张陵的太学生发现自己支持的道家学说十分不受重视，于是干脆放弃官位去了巴蜀之地。巴蜀之地蛮部众多，崇尚巫鬼，又缺少儒门的豪门世家，儒学渗透弱，治安也不好。张陵改名为张道陵（没错，就是那位正一道的祖师爷），自称是西汉开国元勋张良的后人，他创造了正一道这个宗派，所有参与的人要缴纳五斗米，可以享受符术教育、符水治病、符篆驱邪，巴蜀之地就在这种启蒙形态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值得一提的是，汉末诸侯张鲁搞五斗米教，就自称是张道陵的孙子，地盘就在巴中，不得不说，历史就是因果，要连贯起来看。

在道家变成道教，不断向基层渗透的日子里，儒家的日子却不好过。在东汉一百多年的国祚里，天灾频发，曾受灾的郡县超过三百个。按照“天人感应”学说，天灾是苍天在警示皇帝，这么严重的天灾，皇帝早该死一万次了。儒家豪门的儒士能做什么呢？无非就是提醒皇帝修德纳贤，甚至罪己大赦天下，但这些无济于事，其结果是让皇帝对儒家失望，转而重用宦官，儒家豪门与宦官集团两看相厌。宦官们哪来的治国才能呢，卖官鬻爵倒是一把好手，而这让朝廷的“基层治理”越来越失序。儒家的苍天频频降下天灾，苍天钦定的皇帝大肆造作，诠释苍天的儒士救不了夫妻相食、易子相食的百姓，“天人感应”学说就此大失人心。

与之相比，扎根民间的道教则大展身手。甘忠可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在民间传播，开枝散叶，流传最广的是《太平清领书》，俗称《太平经》。《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还想着讨好皇帝，而《太平经》则彻底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它一面宣传洪水将出的末世言论，另一方面又提出黄天将拯救世人的预言。这套言论为身处绝望之中的老百姓勾勒了一副新的图景，新生的黄天将救黎民脱离苦海，新建的社会组织将无为而无不为地管理公共财产，新时代的老百姓将自食其力，修身养性，最终除邪祛病，乃至得道成仙。道教的宣传拉拢了大批信徒，其中就包括张角、张宝、张良三兄弟。到了汉灵帝时期，太平道规模巨大，张角派遣弟子八人行走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十余年里已经有教徒十余万，分布在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地，甚至连支持道家的地方要员、朝中大臣也有人是其信徒。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公元184年，张角发动黄巾起义，仅仅月余，人数已达三十余万，一时间汉帝国处处战火。面对汹汹而来的义军，朝廷大为震动，首先汉灵帝赦免了儒家被下狱的党人，解除党禁，与儒家豪门缓和关系，虽然他还是包庇宦官集团，但他需要儒家组织人手去对付黄巾义军。宋代以前，儒家并非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出自儒家的武官不再少数，有些甚至是名将。其次，汉灵帝认命屠户出生的大舅哥何进总领大将军，掌握京畿兵权，提防儒家豪门。最后，汉灵帝认命卢植为北中郎将，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这三人均出自儒门，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儒门精英，卢植是一代大儒，文武兼备，属于关西、关东门阀联手提拔的人才，他也是刘备、公孙瓒的老师，也是唐代五姓七望范阳卢氏的始祖；皇甫嵩出生关西将门世家，初举孝廉入仕，后升迁北地太守，为党禁成员之一，是关西门阀的代表；朱儁幼时家贫，举孝廉入仕，后因战功进入朝中，属于出生寒门的儒家精英。

自汉武以降，儒家借着神圣化皇权登上政治舞台，将道家逐出庙堂，道家转入基层蛰伏，也提出了自己的神圣价值。当儒家一手打造的“天人感应”碎了一地时，道家这个老对手突然发力，汉帝国的江山一夜翻转，皇帝不得不和儒家握手言和。面对改换政权，甚至神圣价值的挑战，所有承袭儒学的传人，无论南方寒门，关西将门，还是关东、关西联合的新晋名门，都暂时站在同一阵营，去迎接来自道家门人的挑战。所以，黄巾起义是一场高层与基层，精英与草根，道教与儒门的生死对决，正因为它的复杂性、非偶发性，才使得这场起义成为中国历史长最大的农民起义。这场对决的结果是儒门取得了最终胜利，奠定了儒家两千年华夏正教的位置。

至于现在有很多人谣传唐代的官方思想是道家，来看看唐代科举考试的内容：秀才科、明经科

、进士科、明法科、明书科、明算科。唐朝皇帝选进来的“中层组织”文官均习儒家经典，何来唐朝官方思想是道家思想一说啊。

是因为他守符合汉后封建时代的统治者的意志
所以在西汉时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后儒家才成正统

1.孔子门徒多，可以记录他说过的话；
2.经常到各国游说；
3.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政者用它统治人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