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采取了怎样的民族政策

在对外政策上，李世民犯下了本质性的致命大错。由于贞观年间的扩张和军事胜利，全都奠基于东、西突厥的内乱分崩，唐军虽然把握机会，趁人之危，尽得其地，还迫使诸部族俯首称藩，但这种胜利却颇有些投机取巧，大唐的军事实力非但不足以击败内乱前对方，甚至连维持统治都非常勉强，只能采用控制松散的“羁縻府州制”，这种体制虽然让大唐取得了名义上的尊奉，让李世民风风光光地做了一把周藩的共主“天可汗”，大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却给后世留下了重大的隐患。
　　羁縻州和本土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大唐不会对羁縻州中的百姓推心置腹，坦诚相待，更不会大量移民实边，充分交流，真正将该地同化，而是一面以统治者的姿态高高在上，作威作福，遭致羁縻区内百姓的普遍怨恨；一面却又自觉不自觉地在接触中促进了这些部族在经济、文化、工商等方面的发展。聪明的政府对待被征服的领土，要么就不断挑拨分化，令其难以坐大；要么就真心融合，将其真正纳为子民，如唐朝般既遭其怨恨，又助其发展的应对策略，实在是愚不可及，相当于以粮资敌，最终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到了高宗统治的中后期，李世民昔日种下的恶果已然全面爆发，之前被扶持起来的周边各部族纷纷坐大，唐帝国却不断衰落，此消彼长之下，唐帝国与周藩的强弱关系已然逆转，遭到对方此起彼伏的大反攻，大唐的边境从此再无宁日。更糟的是， 先前无节制的扩张又导致边界绵长，无力守御，边防上危机重重……
　　在内忧外患的共同作用下，唐帝国在北、西、东三个方向上接连惨败，军队十几万十几万地覆没，之前趁周边诸国内乱而抢来的土地也吐出大半，情势每况愈下，大唐从高宗统治中期开始，就已经无可避免地走上了衰亡之路。由于这种崩解的起因是生产资料（土地兼并）这个本质性因素，因此根本无法挽回，唐朝根本就是毁在了太宗手中，然而只顾眼前的太宗在生前却风风光光，却让可怜的李治抱着他留下的烂摊子一筹莫展，最终还落得个庸碌无能的历史评价。
　　等到李隆基登基之时，唐帝国刚刚历经了数十年的惨败失土，已然陷入危如累卵的困境。唐玄宗在接手了这样一幅烂摊子后，根本无力应对危局，其实此时大唐败象已成，任谁执政也无力回天。万般无奈之下，李隆基只好暂顾眼前，被迫饮鸩止渴，改革兵制，并放任藩镇坐大，果然大唐边军的战斗力显著提高，边境上节节败退之势也被遏止住，在西域还一度有所反扑，一时间国势大振。饮鸩止渴的效果极为明显，到了天宝初年，唐帝国似乎重新焕发了活力，边军强大，经济繁荣，各个方面皆为唐朝三百年之冠，一度呈现出中兴之象。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般的表现，势必难以持久。仅以天宝年间锋头最健的西域唐军来看，早在安史之乱前数年，大唐已经在怛逻斯决战中惨败于大食的偏师，最精锐的安西唐军丧失殆尽，几乎被彻底逐出西域。这一事件充分说明，即使唐朝不顾后果地激发出所有的力量，在面对大食、吐蕃这样稍强的对手时，也依然捉襟见肘，难以支撑，可见唐朝的国力和军事实力绝非某些人认为的强盛无比，天下无敌，只与吐蕃相若，比起阿拉伯帝国还相差甚远。
　　就在大唐号称兵威最盛的天宝年间，四面战争也频频败北（南诏、大食、契丹），早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已露出衰败之象。之后的安史之乱确实令唐朝整体上又下了一个台阶，但也不过只是令其雪上加霜而已，绝非什么“由盛转衰”，唐朝绝不是从安史之乱才开始衰败地，也绝不是因为安史之乱才会衰败。某些人竭力误导人们相信：大唐在安史之乱以前一直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是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最煌盛之时，这种兴盛本来再持续个几百年也不成问题，只是因为安史之乱一朝剧变，才令盛世突然终结……其实这些都是胡扯，无非就是想将唐朝衰朽的责任，尤其是唐太宗该负的历史罪责，全都归咎于安史之乱，让安禄山一个人来承担一个王朝崩塌的全部责任，从而遮掩唐朝在各个方面早就昏暗透顶这一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自唐太宗开始，历任唐朝统治层都厚待、倚重胡人，除了自身力量不足，必须借助外力的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唐朝自身就是鲜卑胡族，因此亲近胡人，放任其发展坐大，因之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将华夏拖入五代十国的乱世，此后北方游牧强大起来，压制中原上千年，都是唐朝愚蠢且吃里扒外的民族政策招来的祸患。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22] 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3]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23]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23]
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