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上是丰富多彩的,它的故事是离奇曲折的,是富有社会意义的。首先,吴承恩创造了一个正面的典型人物——孙悟空。孙悟空在花果山水帘洞为王,“不服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这种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很合乎理想,但是暗中仍有“阎王老子”掌管着,死亡的恐怖时刻威胁着自己的族类。于是孙悟空才决心去求仙学道,希望能够“跳出轮回网”。后来学道成功,回到家乡,剿灭了欺压自己同类的“混世魔王”。接着为了防御强暴的敌人的侵略,为了保障自己快乐国土的永远幸福,就练兵习武,加强军事力量,向东海龙王借取兵器,又迫使冥王勾销名号,永远不归他们管辖。这里说明孙悟空是不甘心在凶恶的统治者的魔掌下过奴隶式的悲惨生活,而坚决地采取实际行动来挣脱身上的枷锁,试图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这种要求,正是反映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后来,玉皇大帝为了防止孙悟空在下界“叛乱”,两度把他骗进天宫,但由于孙悟空不甘受那令人感到窒息的冷酷待遇,不愿在统治者的轻蔑、玩弄、凌辱下讨生活,就毅然决然,两次大闹天宫。在最后一次,他采用智巧而迅速的手段,扰乱了盛大的蟠桃会,偷吃了老君的仙丹,然后回到花果山。第四章《西游记》启示录这种举动,表明了孙悟空对神仙世界最高统治者的礼仪、身份制度的极其蔑视与尖锐讽刺,也就是表明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孙悟空这次大闹天宫,虽然完全是一种出于愤激的自发举动,但他仍然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当如来佛责问他时,他明确地表示要夺取玉皇大帝的宝座:“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玉皇大帝搬出去,腾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永不安宁!”在这里,孙悟空所说的话,并不能单纯体会为争夺玉皇大帝的宝座,而是意味着封建社会里灾难深重的人民,试图通过暴力斗争,推翻那压在头上的大山——封建统治,而创造一种不受压迫、不受奴役的生活;其次,孙悟空提出“皇帝轮流做”的主张,强有力地驳斥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所谓帝王是天生下来统治人民的反动正统观念,并体现了人民对新政治的朦胧追求。
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并不完全是吴承恩随意虚构的,而是有时代背景作为他创作的蓝本。我们知道:明武宗时,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在国内已爆发了。河北文安的刘六、刘七的队伍,自畿辅(北京附近)攻入山东、河南,转入湖广(湖南、湖北)、江西,又北上攻入河北,转入山东,纵横数千里,官军莫敢抵挡;同时江西有王钰五、毛浩八、何积钦,四川有迁瑞等起义。这些农民起义的队伍,似暴风雨般地扫荡了明朝的大半疆域,严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明朝统治者为了对付这些起义军,施展了极其残暴的手段,如明军统帅马中锡,在配合围剿的方略下,曾招安刘六、刘七,结果未成功。经过多番的激烈战斗,起义军虽先后被明朝统治者血腥地镇压下去,但起义军轰轰烈烈的业绩和正义的呼号,却震撼了整个时代人们的心魂,给予作家们以深刻和广阔的创作题材。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正是通过奇幻的形式,反映着当时的社会面貌。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内容是最为庞杂的。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既让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里注入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有时还掉书袋似的插进几句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显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这种特点,无疑使该书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的爱好。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