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诸葛亮 人物评价一篇

评价诸葛亮
驳用人方面

在这引用一下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据谭良啸先生所述，诸葛亮所任用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类人才，共计约有63人。如果从地域颁看，荆州28人，益州29人，兖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如果再以刘璋、刘备、诸葛亮三位不同时期益州最高领导人为中心来划分，上述63人中，属于刘璋旧部的11人、属于刘备旧部的24人，属于诸葛亮本人新起用的有28人，其中还包括曹魏降将2人。当然上述统计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于考证。且虽说诸葛亮未必对上述63人之提拔皆有其功，然能充分举贤用能亦非易事。诸葛亮的用人主张与刘备之“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用人方法不无相同么？再与同时期“用人唯才”的曹操相比。曹操所获得人才的方法不外乎有六种。即曹操的亲族、征辟、人材的自我投效、再经人材的推荐、纳降、强征。也就是说，曹操在用人方面，更多的是靠所谓的“愿者上钩”，其本人对于开发人才方面并无多大作为，亦或说是不全是曹操一个人的功劳。这样岂非将曹操的“唯才是举”又一笔抹杀了么？

顺便论一下李严。正因为李严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所以诸葛亮一开始也是很器重李严的。这里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刘备为何当年要将李严留镇永安。李严是一个有着不错军事才干的人。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马秦、高胜发动武装起义，聚众数万，一直打到资中县。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激战，国中兵力相当紧张，李严不曾向中央要过一兵一卒，只用自己本部五千兵马就平定了这场叛乱。“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后来又击败了围新道县的南夷军，展示了其出众的军事才能。为此刘备加李严为辅汉将军，并“与诸葛亮并受遗昭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让李严留镇永安，正是想将李严的军事才能用到防守东吴这方面上去。诸葛亮也称李严为“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但是彝陵之战后，由于诸葛亮对战略方针进行了修改，放弃了荆州，联合孙吴。随着蜀吴两国的关系日益好转，李严在永安的作用与意义也就日益减轻。因此诸葛亮将李严“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李严因此感到了不满，觉得是看轻了他自己。因此诸葛亮屯兵汉中，“欲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反而要求划分出五郡做“巴州刺史”，换句话说，就是制造另一个中央，过一把“土皇帝”的瘾。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魏三路进攻汉川，诸葛亮命李严率二万人赴汉中。而李严却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要求像司马懿一样“开府辟召”。诸葛亮并不是不知道李严的为人。在陈震出使东吴的时候，陈震就对诸葛亮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但诸葛亮出于大局着想，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见《陈震传》）。所以他虽未答应李严的主张，仍表奏李严之子李丰督江州，“隆崇其遇”。以致于群臣对诸葛亮的做法都有些不满，认为诸葛亮有些循私舞弊。而诸葛亮却认为，正当北伐大计，责李严之短，倒不如褒奖他，让李严能够知恩图报。然而诸葛亮做梦也没有想到李严竟然会腐败蜕变到如此地步。他先曾秘密地写信给诸葛亮，让“亮受九锡，进爵为王”；再巧言伶塞，在后主与诸葛亮两边翻云覆雨，企图想逃过“运粮不继”的大过。可谓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然而诸葛亮考虑到李严为蜀汉政权也做过的许多贡献，只“废平（李严）为民，徙梓潼郡”。不可谓不是“法外开恩”了！（参阅《李严传》）且与诸葛亮一同上书要求弹劾李严的还有刘琰、魏延、袁琳、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文伟、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雕、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祺、盛勃、樊岐共计有22人之多！！（见《李严传》裴注引亮公文上尚书）。所谓“失道者寡助”，也由此看来，李严的罪行实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再对于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的问题上做一说明。

第一，荆州与益州两地的文化水平优劣差异。

先说荆州。首先，荆州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其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荆州大部分地区位于今湖北、湖南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阶梯。地势比较平和，水流也不如其上游那样湍急。“隆中对”里这样说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其陆路由襄阳向北，经新野、南阳可出宛、洛；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至交州；向东则可乘长江顺流而下，直到扬州；向西则可通过沔水（即汉水），从东三郡（西城、房陵、上庸）西入汉中。其次，这里又有富饶的土地。《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蠃蛤，食物常足。故众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水经注》上记载道：“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再次，这里还有比较安宁、平和的生活环境。这里既未受中原大混战的太大影响，当时的荆州牧刘表，又做出一系列稳定荆州局势的举措，如收降张绣、消灭宗贼、抚和当地较有权势的地主等。经过几年时间，荆州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较于其他各州来得安定、富庶。《后汉书。刘表外》上记载道：“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受到当时北方各路诸侯的大混战及以上这三方面影响，当时来荆州避祸之人数相当多。卫觊曾书于荀文若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见《卫觊传》）。除了大批避难的流民外，其中不乏许多智谋人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见《后汉书。刘表外》）；“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见《王粲传》）。刘表又“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因此荆州的人才很多。除了在蜀汉政权中一些为大家所熟知以人物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司马芝、崔州平、徐庶、石广元、孟建、王粲、司马徽、庞德公、邯郸淳、和洽、杜袭、赵俨、赵戬、尹默、杜畿。也由此看来，荆州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

再来看看益州。益州同样也有着富饶的土地，与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但却有着一个极不利于人才成长和文化发展的致命因素，那就是对外联系的问题。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益州基本处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治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益州北面横亘着秦岭、大巴山；其东面是湘鄂山区；南面则有广阔而高低起伏的云贵高原。是个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一方面肯定了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也同时指出“益州险塞”。《通典。州郡典》中对于益州有这样的描述：“益州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益州之险。我想大家不能否定交通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吧？受交通的问题影响，益州的文化水平与之当时其他地区来说，应该是要差了不少。《汉书。地理志》上就记载道：“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益州与外界的联系，无外乎通过两条途径。一种即为汉中与关中的通道；另一种则为顺长江而下与荆州的联系。本来随着刘焉父子的相继到来，南阳、三辅地区流入益州也有数万家之众。然而在刘璋继位之后，由于和张鲁结仇，汉中的通道就此关闭；而另一条则受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影响，从四川盆地，到江汉平原，两地海拨相差要有一千多米。海拨相差大，就意味着长江的水流落差很大，如果从下游的荆州要向上游的益州前进，对当时那还不很发达，全靠人力的航运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史书上记载：“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当时人们把从荆州到益州，这种逆水向上视为畏途。这样从客观上，阻断了不少人才由荆州向益州谋求发展的道路。

两相比较，当时的益州，在文化水平上相较于同时期的荆州，应该是远远的落后了。虽然自古以来，益州中也出现过诸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俊才，而三国时期不乏如法正、黄权、张松这样的天下奇才，但和荆州拥有如此众多的人才相比，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明显还是处于下风。而且他们在诸葛亮执政前，基本上都已亡故的亡故，降敌的降敌，真正留在蜀国中，可供诸葛亮选拔，为蜀汉政权服务的却所存无几了。这也就等于无形中，迫使诸葛亮不得不从荆楚人士中，选拔贤才。而且诸葛亮曾长期生活在荆州与治理过荆州，他对荆州人才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益州人才，这本身也是一种成功的用人方法。时值今日，这样的选人方法也为我们所认同。看看我们对重点中学与名牌大学的趋之若鹜，再看看用人单位对名院高校毕业生的青睐有加。我们不可能要求用人者对于每一个人才都能一视同仁，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诸葛亮的用人之法而大加指责呢？

第二：诸葛亮对于益州人士的使用与安排上，一贯是比较重视的。

蜀国既在益州建国，就必须对于益州当地人才做出比较好的安排。在蜀汉政权建立初期，刘备就非常注意打拢当地人才。如果“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发挥各人才的能力，又缓和了主与客之间的内部矛盾。在诸葛亮执政时期，继续贯彻好刘备的用人主张。《杜微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杜微）为主簿。”刘备定蜀后，杜微自称已为耳聋，团门不出。但诸葛亮也行“三顾”之礼，好不容易才请出杜微出仕，并拜其为谏议大夫。再如《杨洪传》里记载道：“始洪（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诋，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犍为人杨洪当时只是犍为郡太守李严手下的一个功曹，但由于杨洪的出色才干，地位得以迅速上升。当杨洪做到蜀郡太守时，而李严仍为犍为太守。与当时的顶头上司平起平坐了。再如何诋，原为杨洪手下的一个小典狱官。因为他才干出众，亦得到诸葛亮的迅速提拔。先后做到成都县令、郫县县令。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杨洪因此开玩笑道：“你的马怎么跑得这么快？”何诋答道：“我是先生的故吏，怎么敢跑得比先生快呢。只是先生的快马没有加鞭罢了。”所以当时众人皆对诸葛亮的“尽时人之器用”而感到佩服。

像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蜀郡人张裔，原做为战俘被送至孙权处。诸葛亮令邓芝与孙权处将其带回，并委以重任。“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领丞相府长吏。后加为辅汉将军，领长史如故。”（见《张裔传》）。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张裔与郭攸之、董允等人被诸葛亮委以“斟酌损益、进尽忠言”的重任。巴西人王平，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巴西人马忠。原来也只是丞相府的一个门下督。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封马忠为翔柯太守。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建兴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又领治中从事”。后来马忠平定南夷豪帅刘胄有功，加为”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见《马忠传》）。犍为人张翼，先后做过梓潼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建兴九年，又为来降都督、绥南中郎将。为人尽忠职守，诸葛亮对此非常满意。诸葛亮出武功时，“以张翼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见《张翼传》）。建宁人李恢，在诸葛亮南征时，“军功居多”，被封为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后又领建宁太守。永昌人吕凯，巴郡人张疑，也属于此类。他们都坐到了蜀汉政权的重要职位，只是相对比起丞相、大将军来要稍低一些。此外还包括南中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诸葛亮也加以任命为官。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爨习官至参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在诸葛亮执政期间，益州本地人士与荆楚外来客居人士之间的关系，也远较于刘焉、刘璋时期的东州人与益州人间的关系要好得多。“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见《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终蜀国之结束，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的矛盾（这里不包括同为荆楚人士的魏延与杨仪之争），相较于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国内的内部斗争之激烈，也要缓和得多。蜀汉以益州一地，而能与强敌曹魏相抗衡，这与刘备、诸葛亮在处理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关系上所做出的重大努力，是不无关系的。

第三，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蜀汉政权，就必须以其自己政党为主要执政党。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做重点讨论。试问有哪朝哪代，其执政党的地位不与其执政者本身有关？别的不说，就拿我们中国所处的领导地位来说吧。中国是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政党。坚持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可又有哪些人，对此持有异议？（当然这其中不包括一些敌对分子）由哪位政党人士执政，必然会使其所在的政党在其国家中，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专制政体下，尤为如此。用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也许会得到诸如“厚此薄彼”之类的观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再者言，重用荆楚集团，本不是诸葛亮的首创。在《华阳国志。李寿志》就记载道：“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再拿同时期的曹操与孙权相比，曹操的“唯才是举”是非常有特色的。但曹操在位期间，国家的军事大权始终牢牢得控制在曹氏亲族的手里。非曹氏亲族能得以成为军事大员，是到曹丕执政时期才开始的。东吴方面情况也差不多。孙吴实行“授兵制”。东吴诸将，一般不过数百，最多不过二千。而宗室将领授兵一般又要多于外姓将，最多可至三千。东吴方面一般只在临阵却敌时，才委任大督，令其他诸将听其节制。

这里再谈谈为什么益州人不适合执掌蜀国大权。除了上面讲到的几点外，还与刘璋在位期间，对于益州治理不善有关。“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见《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由于益州当地的风气不好，也养成了许多当地人士在品行上的不检点。如法正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李严的“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立求名，无忧国之事”；彭羕的“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而诸葛亮的用人，主张德才并举，并始终是以蜀汉政权为出发点的。因此诸葛亮虽然对于益州当地人士加以选用，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却始终是从外来人员中培养选拔。此为其一。其二是因为益州人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自己的地方势力，容易形成自己的党派。这样也容易引起益州党派与客居他州的蜀汉政权发生矛盾。因此，蒋琬、费文伟、姜维能得以执政，除了他们本身有才干，品行优良以外，还在于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太大的地方势力有关。再反观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两国，在这方面就显然做得不够出色。魏文帝曹丕“以尚书令颖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车驾，录行尚书事；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见《文帝纪》裴注引《魏略》）也从此打破了已住非曹氏亲族不能充当军事大员的惯例。而后魏明帝曹睿更是将军事统兵大权，交由了司马懿。司马懿在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讨公孙渊之后，已经拥有了很大的威望。而曹丕、曹睿召司马懿辅其嗣主，等于客观上给司马懿以后代魏打下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基础。而东吴孙权称帝后期，孙权与东吴重臣陆逊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最后基于陆逊是“世江东大族”，以及为身后之计，恐嗣主驾驭不了陆逊等因素考虑，有计划地剪除陆逊亲党，如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死“数与逊交书”的吾粲，最后再“累遣中使责让逊”，以至于“逊愤恚致卒”，逼死了陆逊。（见《陆逊传》）。而诸葛亮却未雨绸缪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的对策，从而避免了蜀国后期内部争权的斗争。这又不得不归功于诸葛亮本人的正确决策。

综上所述，对于荆楚人与益州人的安排，无论是从政治斗争需要以及选才任用上来看，诸葛亮的作法都是非常英明与必须的。而诸葛亮在如何运用益州当地人才上，也做出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因此，过份强调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着片面、武断与不合理性！

　　忠义的代价
　　——念诸葛英豪
　　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叫雅典娜的智慧女神，虽然她完美，但她毕竟只是古希腊人民一厢情愿的幻想构思。而在中国历史上，却有着一个这样的人物，他就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他也许没有雅典娜那么神奇，但在历代人民的心中，他却有着同样让人景仰的地位。
　　西和诸戎，南抚彝、越，结孙权，修政理，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隆中对三分天下，诸葛亮登上舞台，《三国演义》便围绕着他上演了一部荡气回肠的历史剧。尽管他的辉煌表现足以照亮青史，但这也加重了他的负载，为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覆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出师表中，他希望用一个臣子的忠心唤起嗣子平天下的雄心，但扶不起的刘阿斗眼中看到的，不是锦绣江山而是笙歌燕舞。他也只好把所有的责任背负在肩膀上，顶着艰难，踏上这条不归的路。七年北伐，犹未踏入中原半步，饮马黄河也只是南柯一梦，徒增后人一声长叹！

　　但是谁看得见他轻摇鹅毛扇背后的无奈，谁又听得到他遥望蜀道寒云那声辛酸的叹息呢？当五丈原的秋风吹落满树枯叶时，他带着遗憾走了，带着对先主知遇的愧疚走了，锦官城的片片降幡也宣告着他苦心经营的大蜀帝国瓦解了，如果先生泉下有知，又会作何感想呢？
　　一个人可以谋定天下，却不可以成就天下。帝王之业也不是一个人可以确立的，他需要无数人的共谋、无数次的浴血纷争，才能成就寸土江山，但遗憾的是刘氏一家把一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他的身上，这也就注定了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结局，而他骨子里那种愚忠的思想也让他把自己的一生缚在了刘氏天下的铸造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站在蜀庙前，望着先生那凝重的的面容，默诵着那篇永垂不朽的《出师表》，眼泪会忍不住滑落脸庞。

在历史上,诸葛亮一直都是神一样的人物,他的形象几乎成为了中国人智慧的象征,大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势.大多数人了解诸葛亮是从三国演义入手的,先暂且不说三国演义里面的虚假成分很多都是写诸葛亮的,即使将三国演义里面对诸葛亮的描写当作是真实的,也足以显示出人们对他的评价实在是言过其实,诸葛亮固然是以为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点是无可厚非尽人皆知的,在这里笔者就不想谈他的杰出之处了,暂且说说其不足吧.

首先,做为一个统兵将领和国家治理者来讲,需要其敢做敢为,拥有大气魄,大胆识,但是诸葛亮做为一个读书人在这点上显然有不足之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北伐曹魏的时候,魏延建议出骑兵偷袭长安,被诸葛亮毫不留情的拒绝,其实这样一个计划也未尝不可行,行军打仗,本身就是一个冒险的豪赌,要么打败别人要么被别人打败,没有拼死一博破釜沉舟的气魄怎能致胜千里呢?另外一点,在于其过于明哲保身,诸葛亮是个聪明的人,关于蜀国接班人谁更合适他心里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在刘备征求其意见时,他却为了避免陷入宫廷斗争婉言推托了,这无疑为蜀国后来的衰败留下了伏笔.他的初衷是处于忠于刘备考虑,但是他没有做出正确的忠君之举,既然要忠就要就要对刘备以真言相告.刘被之死也不可以说和诸葛亮毫无关系,当刘备决定出兵东吴的时候,赵云等大将竭力阻止,因为他们知道这从战略上行不通,但是作为连吴抗曹战略制定者的诸葛亮在这个时候却基本是沉默的,当刘备走了以后他才叹息:要是法正尚在就好了.为人臣子,直言敢谏的精神那里去了.

其次,作为一个大的政治家,应该胸襟广阔,能容人能容纳不同意见.但是诸葛亮显然在这方面先天不足.最典型的就是他造就了魏延这个三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三过演义>>里面诸葛亮说魏延头有反骨这恐怕是其书本作者虚构的,希望更能突出诸葛亮的完美形象.但是如果还历史一个真实面貌,我们会发现,诸葛亮和魏延的矛盾只是作战风格和性格上面的矛盾.诸葛亮生性谨慎,行事小心.而魏延敢想敢做,颇有胆略而且很有想法.两人在行军打仗的时候,通常诸葛亮是统帅而魏延是先锋.属于军队里面的一二把手,而在军事决策的时候一般都是诸葛亮说了算,而魏延的策略却经常的锝不到采纳.但是在作战的时候,魏延一直都是一马当先,立功无数.可以说诸葛亮在决策上对魏延是极力排挤,在正面作战上面多加利用.这不可能不引起魏延的不满.而诸葛亮生前就非常猜忌魏延,这样的将帅不和可以说很大程度上都是诸葛亮引发的.诸葛亮临死时,又设下局对付魏延,最后导致魏延不得以造反被杀,可以说全是诸葛亮一手造成.另外一个无法容纳不同观点的的典型的例子是诸葛亮死前给后主刘禅留话,让刘禅把蜀国旧的由其创立的典章制度照旧,实际上在当时那样一个多变的社会里面,一个制度形式是不可能永远管用的,后来蜀国政治的废弛也和这个有关系.这些可能是由于诸葛亮年轻时候的一系列成功导致的,他成功的太多了,导致迷信他的人太多了,而结果是他自己最后也迷信了自己.

诸葛亮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大概就四他在人事制度上面的失误,诸葛亮在选择人才运用人才上面和三国时期的几为创国君主实在不不能相比.刘备能识人,曹操能拉拢人,孙权能纳人.诸葛亮时期蜀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几乎就是废弛的,以至于在他死后出现蜀中无大将的局面.他生前只器重过两个人,一个是马谡,但是马谡虚有其名,只能纸上谈兵,另外一个是姜维,但是姜维独木难撑大厦.

诸葛亮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其性情,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情商,诸葛亮无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尤其在其老年,最典型的一次是在其攻打魏国形式大好的时候他听到张苞逝世的消息吐血倒地,最后导致其不得不退兵回去,以至贻误战机.诸葛亮始终都没有想明白,他就是蜀国唯一的希望,他的身体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而是整个蜀国的,他的生死存亡关系到蜀国生死存亡.他始终都不明白,以至于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因为过担忧而废寝忘食,导致身体虚弱.直到他大限将到他才明白只有或者才有希望的道理,但是一切都太晚了.

诸葛亮是可以说是三国演义中的主角，和武将赵云是书中塑造的两个近乎完人的形象，而诸葛亮更是神化了。
不管从智慧方面还是道德方面。在智慧方面，自三国演义问世来，诸葛亮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中智慧的象征。从一出场的隆中对这一名段，就体现了诸葛亮与众不同的学识。及后的火烧新野、借东风、智取三城、三气周瑜、汉中之战、七擒七纵、空城计等，无一不体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至于用八阵图阻止陆逊、死诸葛吓走活仲达、劝告邓艾的石刻等，更是神乎其神。在道德方面，《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更是诸葛亮一生的写照。至于诸葛亮所犯的一些错误，经过书中描写，反更显出他的人格伟大。失街亭后要求自降三级，对军中事物管理过于细致，在军事上谨小慎微等，都是通过缺点来映衬他的优点的。总之，诸葛亮不管在能力还是人格上都是近乎完美的形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