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瑞典人说自己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

个人所得税年薪1万7以上32%，
月薪2万5以上52％还有3万4以上57％

公司盈利30％，分红30％

员工是员工税前工资税33％

物品增殖税从消费者角度是20％。

假设你开了一家公司。
一年营业额1 000 000，
你只有一个经理，他的年薪40万。其他成本我们不算。
你首先要给这位经理报税，40万的30%,12万。

1 000 000 － 520 000＝480 000。
接下来，你给自己发工资，480 000。这48万里，首先你给自己公司保税30％，也就是14。4万。
你还省33。6万可以给自己发工资，从此只内你要给自己先报员工个税30％也就是10。08万
你的工资是：23。52万。从此你还要报自己的个人所得税，因为你的工资不到2万5，所以只需要交32％。
也就是说你到手：15，99万。

假设你拿所有的钱使用与消费（20的增殖税），那你的消费能力是：12。79万。

你自己算算光你自己的税就多少吧。你那经理还要交57％的税呢。

本来公司挣了100万，你最后的消费能力却只有12。79万。

你说瑞典是不是福利高的国家？

顺便一说，在瑞典监狱可以打台球上网，犯罪不大的话礼拜6礼拜天可以回家。吃饭也是从税钱里给他们的。监狱的犯人每顿饭平均费用是50块。
学校的学生却只有25块左右。

瑞典很多税钱都给了逃难到瑞典的难民。学生上学也不要钱，反而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钱。租房子的房价也被政府控制，所以住的很好很便宜。
你要想在瑞典发财，可以去做梦了。要么宜家的老大也不会把宜家搬到逃逃税。ABB也不会把股份移到瑞士。

总之，瑞典是个你再穷也不会吃不上饭没地方住，再这么想发财也发不了的地方。

瑞典人自己怎么说是他们的观点，只要还有人对人的雇佣，也就是人对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瑞典人说的无非是改良主义，改良主义也就是把马克思注意歪曲到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地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中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国家与革命：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确凿地证明并清楚地揭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们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已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了第6版。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页）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正是从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点上开始的，这种歪曲来自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抑制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当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显得极为重要，即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出来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政治家写的无数决议和文章，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不可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这样证明），而是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论上”，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在理论上不言而喻的结论，下面我们会看到，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十分明确地得出来的。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忘记”和歪曲了，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还要详细地证明。

这仅仅是一点，改良主义早在100年前就被批臭了。

这很简单。你读一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经济上讲，是经济十分发达，很多大企业国有控股。人民拥有良好的社会福利。不用工作，单单依靠社会福利也会生活无忧。政治上，高度的民主化，公民具有良好的政治待遇，出版言论结社等拥有高度自由。这就十分合乎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

瑞典的福利待遇高，医疗、生育、养老等诸方面都能享受到政府所提供的福利保障，这与社会主义所提倡的宗旨基本相符，因而他们感觉自己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

四楼说得很好，楼主可能曲解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别忘了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