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曾在其《金山夜戏》中自述少年“狂行”:崇祯二年中秋次日途经镇江,日暮时分至北固山,因见“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遂“大惊喜”,半夜划船至金山寺佛殿,“盛张灯火”而唱剧,“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以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惊吵众人,吓煞寺僧,世人不敢为,而竟敢为之,不但为之,且著文述之,且这种“狂行”在其文中比比皆是。正是出于这种“狂”意,他才会特地选择大雪三日之后、黎明破晓之时,而且在他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湖中人鸟声俱绝”的情形下,才出门看雪的。此时的他可能有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负与自赏,万万没有想到还会与人“狭路相逢”,并且不止一个,并且比自己来得更早,并且还不忘带全了炉酒童子,还有那一派主人声口的“湖中焉得更有此人”的感叹,直搅得分辨不清谁才是看雪的正家了。这多少会让张岱在意外的发现“吾道不孤”的欣慰之余产生一点点挫折感和失落感,因而有些扫兴。张岱的这种“狂”,在某种意义上凸显了我国古代文人所谓的“清高”之气,这种“清高”之气,还须得我们抛却今人世俗的眼光来欣赏方能谙此中三昧。如张岱之行者,古人中并不鲜见。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有才者的狂傲,刘禹锡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有德者的自许,唐人祖咏的《终南望馀雪》,是他在长安科举应试所作,按规定应作成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可他只写下四句:“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问其原因,祖咏答曰:“意尽。”他这样做,是冒了落第的危险,这种把人生前途低置于个人诗学思想之下的行为无疑是“狂”到了极致。苏东坡在《记承天寺夜游》一文中感叹道:何处无好景致?只是我和张怀民这样的人不可多得罢了!这大约也是略带一些“狂”情的自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