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二字的来历

据《六十年”语文“史论（1887-1950 》，“语文”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在解放前已是一个常用词了，但作为课程名称的时间较晚。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称为“国文”课一科，传授的仍是历代古文。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

旧中国，语文是古今书面语言作品——语体文和文言文——的简式统称。现今，语文是学科名。语文，还是一个人文素质衡量术语，指人的内部言语机制品质和外部言语技术能力综合水平。（陈金海《释“语文”》）

扩展资料

语文在不同的学科里有不同的所指。

在“语言文字”这一短语中，语言是狭义的，特指口语。语言文字的实质即广义的语言。

语文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门教学科目，其教学的内容是言语文化，其运行的形式也是言语文化。

语文也是语言文字或语言和文学的简称。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语文

语文”的含义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复习一下叶圣陶先生对“语文”学科名称的来历及其含义的权威论述。他说：“‘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宜并重，诵习课文，练习作文，因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这段话把“语文” 的概念表述得非常明确，“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就是说，“语文”包含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方面。同时，也说明“语文”学科名称的来历以及语文课必须听、说、读、写并重，这里有两点需要明确一下：第一，不能把语文课看作是只学习口头语言。有的文章提出“难道没有语文课程，人就学不会使用语言吗？没有语文课程，人照样可以学会使用语言，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此种看法只是针对口头语言而讲的，难道文盲就不会说话吗？可是学校中设置语文课程，不完全是学习口头语言，而更主要的是学习书面语言。当然，书面语言也可以在生活中学习，不过还是应以学校语文课为主，否则，可以不入学校学习。所以学校的语文课必须听、说、读、写并重。第二不能把语文理解成“语言文字”。虽然社会上有时把“文字”就作为书面语言的代用词。但是严格讲，“文字”和“书面语言”不能等同。其实叶老早就指出“语文”和“语言”、“文字”、“文学”的不同。他说：对于语文“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唯‘文’字之含义较‘文字’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所以在叶老的论文中有时也出现过“语言文字训练”，此处的“文字”即为“成篇之书面语”。因为不论是口头语言或是书面语言，都载负着一定的文化、思想、情感内涵。“文字”就不同了，虽然，汉字的单音词很多，凡是词即具有一定的意义，汉字也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但是单个的汉字不能反映完整的语言。汉字只是表达语言的书面工具，它和语言是表达口头语言的工具一样，不能把语音作为口头语言，同样也不能把文字等同于书面语言。因此，前一阵倡导的“语言文字训练”，容易使人误解，使语文教学变成单纯的“语言文字训练”，使语文教学失去丰富的文化、思想、情感内涵。由此可见，对于语文学科的概念必须理解清楚，才不至于出现问题。

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 http://column.bokee.com/128844.html 方块字的来历 中国语文是世界上一种十分奇特的语文。汉语方言差异之大，世界上其他语言的方言无法相比拟。汉字历史之古老，世界上任何一种现代语言也都无法与之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汉字在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上所起的作用，也是其他文字所不具有的。 汉语有八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语、粤语、闽南话、闽北话、客家话、湘语和赣语。每种方言之下还有若干小方言。如闽南话的小方言有厦门话，漳州话和泉州话等等。汉语方言之多，远远超过欧洲语言总数，应是没有疑义的。 中国方言语音上的差距之大，也远远超过欧洲的许多语言。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之间可以用各自的母语进行某些基本的交流。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也可以试图猜出俄国人在说什麼。而闽南人和北方人用各自的方言交谈，则几乎是在相互对牛弹琴。 这种现象对欧洲人几乎不可思议。因而他们常常用“语言” (language)，而不是用“方言”(dialect)来描述汉语的这一现象。对欧洲人更不可思议的是，操如此不同“语言”的中华帝国为什麼能存在几个千禧年没有分崩离析，而使用同一语言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却早已四分五裂。拉丁语曾是罗马帝国的语言。当罗马皇帝的子民们用拉丁字母拼写自己的方言时，就出现了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等语言。随后罗马帝国也解体了，拉丁语也渐渐死亡了。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主要是归功於汉语书写系统，即中国十分独特的汉字方块汉字。 汉字是世界上现今唯一不表音而只表意的语言符号(有的汉字可做为其他汉字的表音偏旁)。汉字不论是刻在龟甲上，铸造在青铜器上，刻写在木简上，还是书写在纸帛上，五千年来汉字的形态在变，但汉字不表音而只表意的特性没有变。不管汉语的语音和语法如何变化，不管汉语的方言如何庞杂，讲任何一种方言的中国人，都把汉字视为是自己的文字。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主要手段，也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中华文明多亏汉字才得以延绵不断地发展了几千年。对汉字的认同，也就是对中华民族做为一个整体民族国家的认同。中国大陆70%的人母语是北方话，香港居民96%的母语是粤语，台湾73%的人口操闽南话。用各自的方言两岸三地的中国人无法交流。但他们都认同汉字方块字，不管是简体还是繁体。他们都把用汉字方块字印刷或书写的官方文书、文艺作品、报刊杂志和教科书等等，看做是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而用这种文字的印刷品所承载的内涵，包括伦理道德、典章制度、文化传承、思想理念等等，也就被操各种方言的中国人视为共同的文化遗产。语文和宗教是一个民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两大基本属性。对中国人来说，语文属性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宗教属性要大得多，重要得多。 中国语文之所以对中华民族的凝聚起著如此巨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语”与“文”是脱节的。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文”，都是该“文”所属的“语”的音素符号。也就是说其他语言基本是：“怎麼发音，就怎麼写”，除非因语言变异而产生的特殊拼写规则(日语中使用的汉字除外)。同一概念在中国语文众多的方言里用众多的音素表述著，但记录下来的文字符号却是一个。讲各种方言的中国人认同这个符号，也就认同这个符号系统所负载的历史文化内涵。 我们不难想象，如果中国人用一种拼音字母来拼写中国的各个方言，而且中国人也不再使用普通话或国语，其后果会是什麼。若干年后，在古罗马帝国发生的事，在中国就会发生。一位上个世纪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传教士威廉斯（S. Wells Williams）已经认识到这点。他说，一旦废止汉字，用字母来拼写汉语方言，那麼中华帝国就会不复存在，中国就会分裂成许多小国。 不编钟的来历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我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编钟，那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的。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就逐渐增多了，有9枚一组的和13枚一组的，等等……1978年，湖北随县一座战国时代（约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成套编钟中最引人注目前一套，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它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傅钟共65件组成。这些钟分3层8组挂在钟架上，直挂在上层的3组叫钮钟，斜悬在中下层的5组叫甬钟，其中最小的一个钮钟高20．4厘米、质量为2．4千克，在演奏中能起定调作用，最大的一个低音甬钟高达153．4厘米、质量为203．6千克，全套编钟总质量在2500千克以上。钟架是铜木结构的，它的外形呈直角曲尺形（如┏），全长10米以上，上下3层，高273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整套编钟和梁架气势宏大、壮观无比。演奏时乐队由几个人组成，用6只丁字形木锤敲高、中音，用两根长形棒撞低音。经声学专家研究，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的定音频率为256．4赫，与现在钢琴上的中央“C”频率几乎完全相等。出土后经过试验性演奏，表明它们虽然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但音乐性能仍然很好，它的发音准确，音色优美，音域可跨五个八度之多，变化音比较完备，因此，古典的和现代的乐曲都能演奏，用来伴唱效果也很好。 曾侯乙编钟用料是铜、锡、铝合金，全套编钟上装饰有人、兽、龙等花纹，铸制精美，花纹细致清晰，并刻有错金铭文，用以标明各钟的发音音调，它是公元前433年的实物。可见，远在2400多年以前。我国的音乐文化和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将近2000年。 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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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的讲就是语言与文字的精度融合。
应为过去语言和文字是两码事，我们现在说的书面语占多。过去可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不需要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