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庄公是一个昏庸的国君吗?为什么?

不是昏君，因为：
其一：鲁庄公敢于迎战强敌齐国。
公元前684年，齐强鲁弱。齐国攻打鲁国，国难当头，鲁庄公没有软弱屈服于外来强势，而是主动打击侵略者。这一点证明鲁庄公有胆有识，并非无能之人。
其二：鲁庄公懂得人心的重要。
从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以下三点：
（一）、鲁庄公重视与手下的关系。有钱财宝物不独享，而是分给手下大臣和武将。一个好的国君，他所统治的地盘一定是要人心上下团结的。这首先就要从领导集团做起，如果国君吝惜财物，不肯奖赏他人，自己的臣子也不会服从自己。能得到自己属下的“心”，才能使国家稳定，属下也会尽心尽力辅佐君主。
（二）、鲁庄公非常讲究诚信。祭祀神灵时，祭品数目不虚报，在对待曹刿尖锐的问题面前如实回答。这些都可以可以体现出鲁庄公的诚心。无“信”者，失天下，有“信”者，得人心。一个国君若在对待本国事情的时候讲信用，这样他的属下和人民才会信任他，支持他。
（三）、鲁庄公知道民心的重要。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国君能够做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实属难得可贵。他能把案件处理得合情合理，人民才能够服从他，归顺他。连鄙夷“肉食者”的曹刿也用“忠之属也”赞美他，可见鲁庄公重视民心，也深得民心。
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大致看出鲁庄公的为人：不吝惜私人财产，能使君臣和睦，讲诚信，取信于民，深得民心。这足以证明鲁庄公不是无谋国君，他有能力治理好一个国家。
其三：鲁庄公知人善任，能听取他人建议。
我们可以从文中得知，曹刿是一介平民，鲁庄公是一国国君，两人身份天差地别。鲁庄公若想杀死曹刿，就如同杀死一只小虫般简单。但是鲁庄公有没有因此就摆出国君的架子，对于曹刿的建议不理不睬甚至轻视曹刿呢？显然没有。相反，战前虚心的请教曹刿，战中及时听取曹刿正确的建议，战后耐心询问曹刿胜利的原因，总结战胜的经验。这些无不体现出鲁庄公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虚心纳谏。一个国君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手下的人才“优劣得所”，让他们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通篇来看，若说曹刿是匹“千里马”，那么鲁庄公显然就是那伯乐，可见他并非无知之人。

不是《曹刿论战》中有关鲁庄公的闪光点
一、礼贤下士知人善用
历史上很多有作为的君主，并非本人有过人的谋略，而是善于发现并使用有谋略的人才。选准了人才，用好了人才，这就是国君的“谋略”。
曹刿本是一名介衣，他不顾当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腐朽教条，毛遂自荐地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争，并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使这场反侵略战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读完课文，在受到曹刿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感动之时，应该进一层思考：作为普通庶民的曹刿，为什么会一跃而成为战争的指挥者？显而易见，这是由于鲁庄公的起用。当时的形势是霸道的齐国悍然侵犯鲁国，就在这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鲁庄公接受了曹刿的“请见”，一旦发现人才，立即重用，这种大胆举措，在历史上是极罕见的。在那种时代，人的尊卑贵贱，等级森严，历史上多少君王识才却妒才，弃之不用。鲁庄公打破当时的尊卑樊篱，从国家大局出发，以国家利益为上，知人善用，起用曹刿，可见他非常重视人才。倘若不遇明主，被褐怀玉的曹刿，或许仍没于草野之间。重用人才,自然要建立在识才的基础上。鲁庄公当然不会盲目地、轻而易举地对曹刿委以重任。接见曹刿，与之交谈，这其实就是鲁庄公对曹刿的考察。经过深思熟虑，对曹刿取得信任，这才把战争的指挥权给他。由此可见，鲁庄公是一位爱惜人才、知人善任的君主。 　　
二、从善如流虚心纳谏 　
文章一开始便交代了鲁国面临大敌压境的危急形势，就在这军机倥偬之际，鲁庄公仍能拨冗接见曹刿。而曹刿参见时，不是开门见山地进献安邦定国之策,而是直劈劈地问：“凭什么作战?”语气颇为不善，大有咄咄逼人之势。鲁庄公则耐心地回答，曹刿却又一一否定。往来三个回合，才得到曹刿的肯定。在庄公和曹刿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容易忽略的一点是：此次论战不是庄公问计，曹刿回答，而是曹刿反客为主，接连三问，步步紧逼。这当然表现了曹刿不凡的勇气，可是，面对自己反主为客的尴尬处境，庄公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而且一次比一次回答地深人，他的耐心、沉着和远见不是在这里尽显了吗？这番对话，显然是在较为民主的气氛中进行的，因为鲁庄公几乎在接受曹刿的“面试”。
鲁庄公摒弃统治者的尊严，虚心倾听平民意见，战争经过最能证明这一点。战场上， 曹刿与庄公同坐一辆战车。战争一开始“将战”，庄公“将鼓”，曹刿说“未可”，庄公要击鼓进军，曹刿阻挡。等齐人三鼓，曹刿要求进军，庄公听从。齐军大败，庄公要追击，曹刿阻挡；等辨明敌情，曹刿认为可以追击，庄公听从。在这里，曹刿共讲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是曹刿向庄公的进言建议，而不是对全军的命令。但是鲁庄公身为国君，放下君主的架子，不固执己见，善纳雅言，不断采取曹刿的正确的指挥方案，所以大获全胜。如果鲁庄公不能放下统治者的架子，在战争的任何一个环节稍一武断，后果肯定不堪设想。获胜之后，庄公没有得意忘形、骄矜贪功，而是虚心向曹刿请教战胜的原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是一种美德；对于君主来说，则实属难能可贵。这与那些有权就有一切的昏庸君主相比，实在是明君明主了。况且,作为君主既不可能也不必样样精通，关键在于是否能辨识孰是孰非、能起用“是者”。鲁庄公能做到这一点，表明他至少是一个明智的国君。可见，鲁庄公具有乐于纳言、从善如流的精神。这也正是战争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体恤民情爱国护民
看文中所写的鲁国应战的准备。这场齐鲁之战，鲁国一方的性质是反侵略的、正义的，但是能不能使人民同仇敌忾地奔赴疆场，这还需要取信于民。曹刿很重视战前的政治准备，这比当时的统治者高人一筹。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作战，鲁庄公的最后回答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也要根据实情。曹刿认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也就是说，这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可以凭这应战。这种取得民心的政治资本，完全是鲁庄公平时施政过程中的长期积累，而不在于曹刿的临时总结，只不过鲁庄公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罢了。当时社会动荡、诸侯征战，一般国君专事鱼肉人民，哪里谈得上对老百姓宽厚仁慈？而鲁庄公的这句话，从侧面说明他比较仁德。只有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道理的人，才能做到体察民情、以德治国。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作为二千六七百年前的奴隶主，鲁庄公不可能完美无瑕。庄公其人，论谋略虽不如曹判，但不能简单的说他无远谋。在庄公十年的这场著名的长勺之战中，如果说曹刿深谋远虑、机警持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那么，鲁庄公知人善任、从善如流，在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文章对曹刿着墨过多便掩盖了鲁庄公的形象，使人们对鲁庄公有所忽视。长勺之战，鲁庄公是有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