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汪峰为何要带父亲骨灰出国？

父亲是海政歌舞团的长号演员,希望汪峰能像他一样,但汪峰喜欢上了摇滚。在父亲印象中,搞摇滚的就是颓废、放纵、流氓阿飞。他十分讨厌汪峰的长发,逼他剪掉,汪峰不但不剪,反而烫了；同桌吃饭,父亲看到眼前儿子那毛茸茸的一团头发,快要蘸到饭碗里,就无比愤怒；父子同行,穿着军装的父亲命令儿子跟他保持十米距离。后来冲突升级,汪峰被赶出了家门。父亲去世后,汪峰觉得愧对父亲。每次出国,都带上父亲的骨灰(父亲一生未曾出国)。 　　汪峰的父亲,很难,难在哪?难在无法与儿子沟通。自己是搞音乐的,儿子也搞音乐,但就是没有沟通渠道。你说向东,他偏向西,如果他们不是父子,也许关系很好,很融洽。但是,他们是父子,相看两厌,咫尺天涯。 　　汪峰的父亲,很累,累在哪?累在心,累在帮不到点上,无所适从。汪峰的爸爸,作为一个老音乐人,绝对想帮儿子,让他少走弯路。汪峰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担任中提琴手。父亲非常高兴。可是汪峰迟到早退,心不在焉,只迷恋摇滚,最后被除名。当爸爸的多么伤心。当爹的,好心好意,想当儿子拐杖,儿子说:滚开。 　　父亲,在儿子看来,是必须搬掉的绊脚石。父亲难道就那么讨厌吗?就那么水火不相容?说不清。父亲呢,只有痛苦,憋屈着。 　　父子是一对敌人。最终,还是汪峰对了。 　　鲁迅写《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时候,38岁,他还没当父亲。他没有孩子叛逆的经历,没有当父亲的经历,也就体会不到当父亲的尴尬和无奈。尽管在文章中他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从此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可是孩子呢,不买账,不希望你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们愿意自己扛。他们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走。 　　鲁迅去世时,儿子7岁,还不到叛逆的年龄。这是鲁迅的幸运,却是儿子的伤痛。 　　我8岁失怙,没有机会叛逆,没有来得及讨厌父亲。这是父亲的幸运,是我的伤痛。 　　父亲难当,独生子女的父亲更难当。我现在当了父亲,面对自己的孩子,当他挑战我时,我很困惑,有时觉得很多余,只有很沮丧地迁就。汪峰的父亲大概也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