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怎么和杨妃相识的

李世民后宫中的这位杨妃，史书中对其的记载只有7个字：“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杨妃虽然名义上为隋炀帝女，看似出身高贵，然而连生母为谁、排行第几、封号为何都不知晓。杨妃没有公主封号，说明没有受过正式册封——隋炀帝登基后便去了洛阳，即使是册立太子也不过是下诏遣使回长安，更不用说还会特意记得要去册封一个留在长安的公主了。也由此可知杨妃的生母身份较低，且并不得宠，只是一名普通后宫。

而史官在史书中极为同情李恪，尽管完全列举不出李恪究竟有何政绩和才华，但仍旧对李恪是各种溢美之词，所以在其传记里特别提到“恪母，隋炀帝女也”这一句，就是为了表彰李恪生母身份与众不同。但即便如此也仍只有隋炀帝女这个头衔，可见杨妃无论是在隋宫还是唐宫地位都不高——在隋宫里没有公主封号、在唐宫里嫔妃品级低到没有记载甚或是不值得史官记载。

同时根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杨广在位的十四年里，累计下来在长安待的时间只有186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所以想来杨公主若是受宠的话，理应同其长姐南阳公主一样，陪伴在隋炀帝身侧远离长安才是。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依据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应当是武德元年便入了宫。换言之，李渊在长安甫一登基，杨公主便就此成了秦王府后院的一员，很显然这位杨公主虽然说起来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却根本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宠爱，所以才会被遗忘在长安，被新建立的李唐王朝顺手接收。

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曾对李渊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样将他表弟遗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塞给当时看起来与皇位无缘的秦王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九年前还是太子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作为李建成的小妾，等太子登基后怎么说也能混个五品以上的嫔妃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最多只是个五品的孺人。

更何况根据杨广死于义宁二年三月（618年），李恪却在李唐武德二年（619年）就出生了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很明显是在热孝期间怀的孕，竟然连为亲生父亲守满27个月的孝都做不到。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王朝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别说还能得到怎样的礼遇了，若杨公主的身份还算尊贵，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甚至连为父亲守个孝的机会都没有。

而杨妃会被如此对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古成王败寇，亡国之君的地位都摆在那儿了，更别说亡国公主了。想想秦灭六国后，六国“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凄惨模样；想想陈朝灭亡后陈后主的几个亲妹妹，乐昌公主被赏给杨素做妾，宣华夫人、弘政夫人被没入了隋掖庭，还有几个被赏给了朝中大臣和皇子；再想想宋徽宗的女儿柔福帝姬也是公主，在金朝过的却是什么日子，便可知这些亡国公主在新王朝眼里不过是战利品一样的存在。

再看她在后宫中的封号。唐朝贞观年间的四夫人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韦贵妃的封号是非常明确的。另有一位生育了十三皇子李福的杨贵妃，贵妃的封号是死后追封，可见其生前也是正一品的妃位，很有可能封号便是淑妃。而燕德妃是由贤妃升为德妃的，原因是阴妃之子李祐谋反被诛，阴妃也由此被降为了嫔。还有一位郑贤妃，是燕贤妃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所以杨妃生前并无妃位，不过是死后才被追封为“妃”，提升了品级。

杨妃于武德二年生吴王李恪，武德八年之后生蜀王李愔——武德年间的皇子皇孙都是按例一岁时册封，而武德8年时，李世民的儿子中只有第五子李祐受封，所以第六子李愔最早也是武德八年之后才出生。杨妃没有女儿，因为唐太宗21位公主中只要生母身份较高的，史书或墓志铭都有记载，其余15位公主的生母因出身低微而不见载。

而杨妃的两子吴王李恪与蜀王李愔，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同样是在《旧唐书》中，对李恪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中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通尝，意为曾经而不是常常），对太子承乾则是“太宗甚爱之”，而对李泰更是用了“魏王泰宠冠诸王”这样的说法。如此一番比照，唐太宗对李恪这位所谓的“爱子”的宠爱，也实在平淡无奇了些。更何况唐太宗对三位嫡子的爱护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数不胜数，而对李恪的宠爱甚至无从列举。

其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而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贞观十七年年底诸位皇子回京过年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而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相赵，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即军中斩哙”，甚至还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赵王。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事实上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所以贞观2年5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而其他犯过远比踩庄稼更严重错误的皇子们，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厉的惩罚。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就这样，还能说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吗？

至杨妃的次子李愔，虽然贞观10年就之藩了，但是直到贞观13年，李愔才得到了亲王应有的800户食邑，比其他一同之藩的皇子整整迟了3年。又因为李愔在封地上屡屡胡作非为，唐太宗曾十分厌恶地说：“就算是禽兽，只要好好驯服还能让其听命于人；就算是铁石，只要好好炼制也能做成可用之物，只有像李愔这样的人，连禽兽和铁石都不如！”当即便削去了李愔一半的封地食邑和蜀王府中的官员，又将他贬为虢州刺史，刚刚上任没几个月的蜀王师盖文达也因此被免官。

所以唐太宗贞观年间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李愔两人是刺史；别的皇子都是实封800户，唯独李恪与李愔一个被削户600一个被削户400。想来杨妃要是得宠的话，如何会在史书上仅留下7个字的记载，而她的两个儿子又如何会在李世民诸子中待遇如此之差？

如需编辑回答或插入图片，请点击标题到问题详情页杨妃的姐姐南阳公主于开皇六年出生，开皇十四年出降宇文士及，隋朝灭亡时年仅三十二岁。而曾作为帝女的《大唐情史》杨妃杨妃不知何故突然下嫁于唐高祖第二子，当时已封秦王的李世民。很多人推测两人属于政治联姻，也有人认为两人曾是旧识，但史料无任何记载。隋唐典型的门阀政治使得世家大族之间频繁通过婚姻缔结政治同盟，彼此之间互为姻亲盘根错节，杨妃与秦王李世民从血缘关系上就是典型的表亲，杨妃的祖母隋文献皇后和李世民的祖母唐元贞皇后（追封）分别为独孤信的第七女和第四女。两女又分别是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因此杨妃可以称为李世民的表姊妹，两人的结合不仅从血缘上更从政治上充实了李渊家族的根基，因此唐太宗李世民和杨妃之子李恪和李愔，承袭了隋唐两代大一统王朝的正统皇室血脉，还融入了后周门阀独孤家族的基因，称为天潢贵胄此言不虚。

　　杨妃究竟是何时嫁入秦王府的，根据其子李恪出生基本时间可以推测出来。李恪，唐武德二年生人，与长子李承乾同年。杨妃最晚于武德元年要入秦王府，也就是唐受隋禅让改元武德之时。至于她是以什么身份嫁入秦王府，则不得而知。根据现存史料的制度记载推断，杨妃以大长公主（皇姑曰大长公主,皇姊妹曰长公主,皇女曰公主）身份嫁入秦王府可能较小，而是在武德元年五月后以国公亲戚的身份礼聘入秦王府，其品阶不详。以燕氏礼聘入府后墓志称其为贵人（据唐制一般而言孺人是亲王有品级侧室的称谓，燕氏的封号令人不解，原因不明），应与之相当。按道理说，杨妃的人生轨迹从此应该平稳，会作为一个秦王侧室默默沉入历史长河。也许是因果循环，唐朝建立后，李渊派李世民征讨四方，剿灭各方群雄，李世民功劳过大，引起皇太子李建成的警惕。秦王李世民早有夺嫡之心，各派斗争你死我活。唐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四方征战有功的李世民悍然发动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杀。初八，高祖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八月八日，李世民于东宫即位，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就是后来誉为千古贤君的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627—649）。如果杨妃在世，她在离别大兴宫不到十年之后，又跟随其夫李世民重新踏入昔日皇宫，彼时之家又为今日之家也，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

　　周礼制度天子周围当环绕四星，前朝以皇后与三夫人为四星，共同辅佐天子，齐掌后宫诸项事务，被称为四星制度。四星制度源于周朝周天子有三平妻曰夫人列后下，根据周礼，后宫年过五十，就不得侍寝，惟四星除外。《吕氏春秋》中道：“王者一后三夫人。妃即夫人，与后参职，配王兼众事。王者亲耕，故后妃亲桑也。”《史记 天官书第五》讲：“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馀三星後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籓臣。皆曰紫宫。”

　　因此《旧唐书 后妃传》开头曰：“三代宫禁之职，《周官》最详。自周已降，彤史沿革，各载本书，此不备述。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图画版杨妃(4张)；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余六尚诸司，分典乘舆服御。龙朔二年，官名改易，内职皆更旧号。咸亨二年复旧。开元中，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喾也。而后妃四星，一为正后；今既立正后，复有四妃，非典法也。乃于皇后之下立惠妃、丽妃、华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为正一品；又置芳仪六人，为正二品；美人四人，为正三品；才人七人，为正四品；尚宫、尚仪、尚服各二人，为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即诸司诸典职员品第而序之，后亦参用前号。”这段史料提到，唐朝初期是以四夫人为四星，增设贤妃一人，违反周礼原来制定的皇后与三夫人为四星的制度，不知何故。

　　而《旧唐书 列传第二十六》中提到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唐高宗李治）、恒山王承乾（李承乾）、濮王泰（李泰），杨妃生吴王恪（李恪）、蜀王愔（李愔），阴妃生庶人祐（李祐），燕妃生越王贞（李贞）、江王嚣（李嚣），韦妃生纪王慎（李慎），杨妃生赵王福（李福），杨氏生曹王明（李明），王氏生蒋王恽（李恽），后宫生楚王宽（李宽）、代王简（李简）。

　　《新唐书列传第五》提到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承乾，又生第四子泰、高宗皇帝，后宫生宽，杨妃生恪，又生第六子愔，阴妃生祐，王氏生恽，燕妃生贞，又生第十一子嚣，韦妃生慎，后宫生简，杨妃生福，杨氏生明。

　　以上两段史料都提到杨妃与生子，其中妃并非泛指妃嫔，汉制最初“妃”有亚后之名。这里是唐朝后宫四夫人的专属称号，只有四夫人方可称为某妃。其他品级都有相应的专属称谓比如某昭仪，某才人等。但是杨妃究竟是四夫人中的哪个封号，则无史料进一步证明。目前有明确封号的四夫人分别是韦贵妃（墓志言贞观元年封）、杨贵妃（赵王李福生母）、燕贤妃（墓志言贞观十八年封德妃）、郑贤妃（晋升时间不明，有人推测是递补燕妃）、徐贤妃（徐惠，高宗追封，但在昭陵陪葬单中依旧称为才人）。除此之外没有明确封号的四夫人剩下了杨妃、阴妃二人。另外由于存在妃嫔如未生育可能被史书遗忘的情况，至于贞观年间是否还有其它的四夫人，我们不得而知。杨妃与李恪

　　复杂的晋封结果和史料的模棱两可产生了诸多关于杨妃封号的争议。其中观点之一认为杨妃是四夫人中的淑妃，持有这种说法的人占相当一部分，因为这样四夫人的封号似乎没有矛盾了，分别是韦贵妃、杨淑妃、阴德妃、燕贤妃。但实际上这个看法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无法解释杨贵妃如何越级晋升或与其他嫔妃冲突，可以用七人做四个位子排列组合；还有许多人认为杨妃早丧，因此封号为追封，所以可能是任何一个，这样与晋封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矛盾，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杨贵妃原是四夫人之一后追封为贵妃也顺理成章，但是史料只字未写李恪等人的孝悌是硬伤之一。比如大刘良娣早丧就提到其子燕王每至母亲忌日便哭泣等孝悌举动，在举孝廉制度还有余威的隋唐时期孝悌是个人人品的集中表现，因为孝名有人都可以直接推荐做官，而在李恪与李愔列传均未提到其孝悌则令人疑惑。也有人认为，如唐睿宗时崔贵妃和豆卢贵妃例，豆卢贵妃因出内未住宫内，崔氏可能是追封。

　　还有极少数人认为杨妃和杨贵妃是一人，这些人认为史料一般在同一章存在的相同品级妃嫔都以“大小”区分。比如隋朝的大刘良娣（早丧）和小刘良娣，唐朝李渊后宫的大杨嫔和小杨嫔等；而太宗后妃奇特的是只以杨妃统称之，而史学界一般认为在史书的同一篇记载内称呼一致的大多是同一人，此说法需要更有力的证据，因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双贵妃并存与已知的后宫制度资料若有冲突；而如果是死后追封那就要证明杨贵妃去世早于儿子李福，这样在儿子的墓志上才会写上其母最后的封号。但李福的墓志上没有明确写孝悌，孝悌作为一个皇子的重要方面不出现在墓志上比较蹊跷，且赵王福墓志上明言“王，杨贵妃所生”[15]，而非“赠贵妃杨氏”。所以有专家认为杨贵妃是死在李福之后。因此我们只能确定的是杨妃是唐太宗的四夫人，品阶正一品，其余不详。史载杨妃为唐太宗生育两子，第三子吴王李恪，第六子蜀王李愔，女儿不详。吴王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由于其有文武才，故深得太宗喜爱，常称其类己。在历代政治漩涡的中心，皇帝称赞皇子类己往往耐人寻味，昔日赵王刘如意被称类己，后为吕后所害；汉武帝太子刘据因一句不类己，徒生困扰，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太宗对李恪的喜爱史料有佐，非不实的夸大：李恪第三子李玮《大唐故朗陵郡王墓志铭并序》中提到“昔吴王帝之爱子,朝望攸归, 虽魏武怜才, 方之多愧, 汉皇许善, 对我何阶。然优宠特殊, 各萌斯构。谗人发于左戚,妖迭兆于中台。桂折小山, 兰枯长圾。”，又有李恪曾孙《故相国兵部尚书梁国公李岘传》中道“曾祖曰吴王，太宗爱子也。”

　　第三子吴王李恪[16]以年幼不之官，留住宫内。贞观二年封蜀王，益州大都督，五年转秦州都督，七年转齐州都督之官一年，八年复转益州大都督，太宗以亲王遥领都督就始于贞观八年蜀王李恪。贞观十年改封吴王，十一年在封地因狩猎过度被御史弹劾罢黜安州都督一职，贞观十二年复官赴任太宗临行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此书是唐太宗传世难得的一篇只针对一位皇子的个人书信，全文收录于全唐文曰《诫吴王恪书》[17]，表达了一位慈父爱子的拳拳之心。期间为了规范李恪的言行，唐太宗选择了鲠直的权万纪为吴王府长史，史书记载吴王畏其直，对权万纪非常尊重，而太宗也对权万纪能左右吴王而对其啧啧称奇并赞赏有加。

　　贞观十七年经过激烈的皇储争夺，太子李承乾以谋反被废，魏王李泰获罪，太宗最后在众臣劝谏中选择了第九子李治为太子。不久，太宗以李治仁弱又欲改立吴王恪为太子，遭到后族国舅长孙无忌的激烈反对，太宗无奈作罢。长孙无忌此后与李恪交恶，深所嫉忌，离间父子。永徽年，李治继位为皇帝，史称唐高宗。李恪则为司空（墓志写司徒），位列三公。某年某月某日吴王恪镇宋州慧眼识人，对有干才的史苌说：“逆贼未殄，君有济物才，若垂顾黎元有望矣。”于是史苌深深领会并赞同应召做了判官一职，将治下管理的井井有条。永徽二年迁太子太师，永徽四年二月初二会房遗爱事以谋反罪被赐死于长安，时年三十四岁。一时间海内冤之，天下绝望。永徽年间这一皇室清洗案受到牵连的不仅有吴王恪、还有战功赫赫的江夏王李道宗等人。而皇室勋贵荆王李元景、高阳公主夫妇、巴陵公主夫妇等均被赐死，房玄龄家族几乎被清洗殆尽。李恪四子，仁、玮、琨、璄并流岭表。其第四女信安县主尚未成年，也被贬到祖父的献陵守墓近四十年。在其子李玮的墓志上悲怆表达了这一冤案给这个家族带来的灭顶之灾：“汉皇许善, 对我何阶。然优宠特殊, 各萌斯构。谗人发于左戚, 妖迭兆于中台。桂折小山, 兰枯长圾。王衔破家之痛, 深覆巢之祸。号诉不达于天门, 投俾遂居于海裔。……”对于这一海内冤案，《旧唐书》在诸子传中最后说道：“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武后斫丧王室，潜移龟鼎，越王贞父子痛愤，义不图全。毁室之悲，《鸱鸮》之诗，伤矣！比齐祐之妄作，岂同年而语哉！赞曰：子弟作籓，磐石维城。骄侈取败，身无令名。冲、撰愤发，视死如生。承乾、齐祐，愚弟庸兄。”

　　显庆五年，追李恪为郁林王，为立庙，以河间王孝恭孙荣为郁林县侯以嗣。神龙初，赠司空，备礼改葬。

　　第六子蜀王李愔[18]，贞观五年（631年），封梁王，十年（636年），改封蜀王、益州都督。贞观十一年仍不之官，时太宗幸洛阳曾封夏州都督。后常在任所无故殴伤官员，畋猎过度，数为非法。太宗屡教不改，甚至骂他不如禽兽铁石并削封邑及国官之半，先贬为岐州刺史（今陕西宝鸡附近），后贬为虢州刺史（今河南灵宝）。联想唐太宗曾对担任过虢州刺史的颉利说：“虢州地近山区,麋鹿野兽很多,可以游猎。”一事不禁令人发笑。.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唐高宗对他也很是头疼，曾对荆王等人说：“……蜀王畋猎无度，侵扰黎庶，县令、典军，无罪被罚。阿谀即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理百姓？历观古来诸王，若能动遵礼度，则庆流子孙；违越条章，则诛不旋踵。愔为法司所劾，朕实耻之。”随后，贬为黄州刺史（进湖北黄冈）。永徽四年（653年），李愔因恪母弟株连被废为庶人，后改为涪陵王。乾封二年（667年）死于流配地巴州。咸亨初，复其爵土，赠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谥曰悼。封子璠为嗣蜀王，永昌年配流归诚州而死。神龙初，以吴王恪孙朗陵王玮子榆为嗣蜀王。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一兄一弟性格行为处事如此不同，令人诧异。

　　杨妃至此在史料中销声匿迹，死后安葬地亦不详。杨妃作为一个出生于皇宫，长于皇宫，又嫁入皇宫的亡国帝女，其父为亡国之君备受争议，其子李恪在唐书中被史臣赞为“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李恪因被知人善任的唐太宗赞为英果“类己”而被提为立储人选，威胁了特定集团的利益，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吴王以英杰亲贤，酒（久）为权臣所疾（忌）”（李恪第四女《大唐故信安县主元府君墓铭》）。 她的荣辱和其一生关联的父亲隋炀帝、夫君唐太宗、儿子吴王李恪、蜀王李愔密不可分。虽然她保证了先天和后天的荣华，也亲历了隋朝的倾覆和唐朝崛起的历史进程，无论她一生随波逐流还是波谲云诡，但她初为帝女后为皇妃的经历将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也随着她儿子吴王与蜀王的命运悲剧而更加令人叹惋。多年之后，唐高宗皇后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唐三代后女主武王的预言成为现实，李家子孙几乎被诛灭殆尽，唯李恪一族长盛不衰，与唐朝享国同寿，也算是历史的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