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括清代读书人的人生追求

2025-02-23 13: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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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清代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风云变幻、浪卷波翻的历史时期，而清代文人处于自愿或被迫的学术追求和丰富多姿的文化情趣，便是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的生动写照。清代初年，改朝换代的大规模血腥搏斗，老大帝国一旦灰飞烟灭引起的巨大震惊，激烈的民族战争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所有的这一切使文人们长歌当哭，抒发亡国的哀痛，宣泄郁愤的情怀，追究兴亡的原因，寻找社会的出路。顾炎武是生活在明清之交的一个代表式人物，他早年致力于实用之学，提倡“经世致用”之说，以图革除君主专制制度的严重弊病，世称“亭林先生”。他成年时正值明清之际政局天翻地覆的变动，出于感慨国难，他将原名“绛”改为“炎武”用于表示自己的爱国志节。当清兵攻掠江苏常州一带时，他的继母王氏悲愤至极绝食而死，临终对其尊尊告诫：“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国忧家难集于一身的他深刻地认识到，当务之急已不是发扬光大近代文化思想，而是奋身投入抗清复明的民族救亡运动中。文人更是把国破家亡的哀思和悲愤行于文学作品。正如邹式金在《杂剧三集小引》中说：“迩来世变沧桑，人多怀感。或抑郁幽忧，抒其禾黍铜驼之怨；或愤懑激烈，写其击壶弹铗之思；或月露风云，寄其饮醇近妇之情；或蛇龟牛神，发其问天游仙之梦。”在江苏，陈沈、顾炎武和归庄等人，组织了具有反清倾向的“惊隐诗社”。他们往往借历史事实典故来抒发故国忧思，寄托恢复希望，表明志气怀抱。顾炎武有《拟唐人五言八韵》六首，分别吟咏了申包胥、班超、诸葛亮、祖逖等人，都是托古言志的作品。王夫之有《咏史》六言诗二十七首，借事实抒写清初时事，语多讽刺，情甚激愤。清初的文人们面对历史的兴亡交替，一方面不愿承认亡国的事实，心中交织着一种破败感、失落感、忧患感。另一方面，他们从此也就开始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直到生命的结束。随着清朝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清朝的政权逐渐稳固，清政府采取了尊儒重文、挟以武力的文化政策。他们认识到汉族儒文化的重要，诏封孔子后代并予以官职，恢复科举，诏令举荐“山林隐逸，怀才抱德堪为世用”之士，恢复尊孔祭礼表彰学术，进一步笼络汉族文人。并且与康熙十七年和乾隆元年两开博学鸿词科，对一些硕学鸿儒给予特殊礼遇，比如黄宗羲，他曾在浙东四明山聚兵结寨，抵御清兵，失败后又东渡日本长崎乞师抗清，后又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但是清廷仍予礼尊，“史局大议必咨之”，总裁《历志》，表现出来对文人的宽宏大量实在令人感慨。在礼遇儒士的同时，清廷也强化了士儒的思想钳制，严密控制学校、文人的思想，不惜滥杀无辜，强制推行一套极端专制的文教政策。在学校完全禁止学生的言论结社自由，甚至连学生正常的自发性学习讨论也在被禁之列。滥行文字狱则是此政策的集中表现，较之明代尤为过甚，这既有满清政权对汉族士儒的防范心理及凭暴力诛杀以定根基的立场，也有民族歧视、压迫等政治文化诸多因素，明显有整治南方文人的倾向。有人粗略统计，康、雍、乾三朝共兴115起文字狱，杀戮最重的有查嗣廷之狱、吕留良狱、“庄氏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曾静谋反案”等。辗转罗织，被祸至数百人，妻子聚歼．家产籍没，世人言及犹觉惊心骇魄。通过这些文字狱，清政府企图把汉族文人危及其专制统治的思想扼杀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与文字狱的残酷相结合，他们又采取许多方式给文人以荣华富贵，稳定人心。首先是开史馆，征聘士人入馆修史；其次是开四库馆阁，收罗天下才士修《四库全书》，大约有4000多文人花了二十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93551卷的浩大工程。通过这些举措，统治者标榜“盛世修史”，以这种浩大的文化工程来体现“康乾盛世”，来粉饰太平、歌舞升平，使康熙、乾隆能够得以盛世英主而留名后世；通过修史编书，既加强了意识形态权威和思想控制，又表明朝廷对学术文化事业的重视，确定了学术文化事业的导向；把当时的优秀学者文士笼络起来，控制起来。学术研究和传授被纳入官方轨道，并且给这些学者享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于是文人也就大多接受这种恩宠了，专心做自己的学术，而不再问及世事。清代学术也由经世致用引向考据，沉潜经史，徒发思古之幽情，甚至发展到为考据而考据。嘉乾学派兴起并走向繁荣，出现了一大批的经学大师，如惠栋、戴震、阎若璩、王引之、纪昀、阮元、王念孙、王鸣盛、段玉裁、钱大昕、江永、焦循等，清朝学术形成了一种鼎盛的局面。这种学术风气的形成与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就曾被人们称为“理学天子”，乾隆时期更是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同时清廷还采取了一系列表彰程朱、强化理学的方针政策，箍紧纲常名教的精神枷锁，一时间，理学如满天乌云笼罩大地，弥漫寰宇，形成“宁道孔孟误，讳言程朱非”的一统局面。但提倡理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提倡存天理灭人来加强统治基础，配合着当时高压的政策。这就使一些文人认识到理学的虚伪和政治功用，早在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文人就出现了反理学的思想，提倡广征博引，去伪存真。而戴震则是继他们之后的中坚，公开与义理之学对立，提倡考据之学，首先表现为以疑古精神对古书的辨伪，如阎若璩著有《古文尚书疏证》等，到了乾隆中叶，这种以考据为主的汉学声势浩大，成为显学，甚至还有超越宋学之上的气势，这就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乾隆于是下谕，在重申了理学的正统地位的同时，也肯定了汉学的辅弼功能，“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之经义实之。”统治者的鼓励加上考据之学可以不背离统治者的理论准则和最高利益从而避免文字狱的迫害，考据的风气就全面兴起了。在经学、文学、史学、诸子学、音韵、天算、地理、数学、校勘、目录、辑佚、辨伪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是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方便。清政府两手政策和社会逐渐走向稳定的结果首先就是抗清知识分子转向隐居，他们由悲愤走向避世，清末孙静庵编著的《明遗民录》就立传8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隐遁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隐身山林，杜门谢客；有的遁入佛门，拒绝接受满族衣冠发式、维护汉家威仪甘愿与经卷青灯为伴。他们中有许多选择了闭门著述，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人在抗清失败复明无望的情况下选择了以遗民身份隐居著述，他们采取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退而修经典之业”，“穷经以待后王”，不问学问的现实功效，终身隐居治学，他们学问之广博、著作之丰富、思想之深刻都是前人难以企及的，而且对清朝几百年的学术和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很多遗民学者在清初都致力撰写明史．其功绩显著者有万斯同、潘柽章、吴炎、张岱、谈迁、黄宗羲、查继佐、以及戴名世和刘继庄等人。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中国惯有的重史传统之外。也和士人最初不承认清代为正统以及怀念明朝等因素有关。清初私撰明史的风尚为后来官修明史在史料考辨、体例编排、人才培养等方面都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随着老一代遗民隐士的谢世，文人们渐渐忘却或从来就不知道上辈所经历的亡国之痛，他们在清朝两手文化政策的作用下逐渐开始认同清朝的文化。这时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却出现了另外一批“隐于市井”才艺双全的风流名士。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特别是在以扬州为中心出现了“扬州八怪”，可以视为清代中叶文人隐于市井的典型。扬州八怪包括哪些人历来众说不一，大约包括15位画家，他们是李方膺、汪士慎、高翔、黄慎、金农、李鱓、罗聘、郑燮以及李葂、华嵒、闵贞、边寿民、高凤翰、陈撰、杨法，因人数不止八，所以又称为“扬州画派”。他们当中，有些一生为布衣，有些曾作过一段时间的官，大都出身中下层，经历了坎坷不平、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他们感于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又洁身自好，倔强不恭，在生活和创作中嬉笑怒骂，玩世不恭，被人们称为狂、怪。他们大多性格豪放，有强烈的个性，多才多艺，诗词书画无所不通，用所谓的“狂”“怪”的方式来表达抒发自己的独特的性灵和艺术个性。他们历经近百年，绘画作品数量之多，流传之广，令人感叹。他们声名远播，对清代整个画坛乃至整个文人风气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绘画题材广泛，凡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虫鱼等无所不有，各有成就。其中以花鸟、人物的成就尤为突出。立意和构图方面都都极有个性，别出心裁。他们不回避现实，注重日常生活的描绘。如黄慎常画渔民、纤夫、乞丐，李鱓画秋日的蔬菜和庄稼，郑燮题道：“稻穗黄，充饥肠，菜叶绿，做羹汤，味平淡，趣悠长。万人性命，两物担当。几点濡濡墨水，一幅大大文章”，怜悯之心和盎然情趣都跃然于纸了。他们还能将常见的题材重新赋予艺术生命，如他们常常把松竹梅菊兰石等用于表现清高孤傲、愤世嫉俗，抒发心中的不平和愤懑。如金农画兰便配上“若被春风勾引出，和葱和蒜买街头。”郑燮也常把兰花和荆棘放在一起描画，表现“君子能容纳小人，小人也不能成君子，故棘中之兰，其花更硕茂矣”的节操。他们的画作大胆泼辣，笔墨豪放，郑燮为黄慎题的一首诗写出了独特画风：“惯看古庙破苔痕，爱写荒崖乱树根。写到神情飘没处，便无真相有真魂。”他们还注重诗、书、画三者结合，比如郑燮就曾“借草书中之长竖，长撇运之”而成兰叶，“以书之关纽透入书画”竹之中，诗文与画相映照，更好的表达作品的思想内涵，画竹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堪称结合之代表，表达了在磨难中坚强不屈的精神品格。另外一点，扬州画派等文人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不仅体现在他们背叛文人画的传统审美观，他们的思想还不合于正统思想。他们的遭遇造就了他们不屈势、不随俗、傲骨嶙峋的性格，他们不容于当权者，加上“十里长街市井连”的扬州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使得他们能够广泛接触社会各个阶层人士。他们的画作不仅深度、广度，而且在情趣上都令人耳目一新。金农就有这样的题画：“不趋时流，不干名誉，丛篁一技，出之灵府”。还有他自己的写照：“蓄鱼于树鸟栖泉，物性相违更倒颠。洗耳凿环非矫正，此翁原不受人怜。”自信的人格和人生境界是他们所孜孜追求的目标。他们的叛逆精神不仅体现在画面上，而且反映在诗文、言论行为方面。他们的诗文掀天揭地，震电惊雷；他们的言谈呵神骂鬼，惊心动魄；他们的行为推倒松石，打翻樊篱，不畏天地鬼神，傲然挺立于人世间。

回答2：

可能就是找个依山伴水的地方归隐了吧，因为那时好像搞什么“文字狱”，所以很多读书人有才而得不到重用，一不小心还会掉脑袋，也就打压了文人读书做官的积极性。

回答3：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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