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生救了个孩子,接受了报酬,有人认为他贪心,孔子认为它是做得对,这样鼓励别人救人

鲁国设立这条法律，是让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惠而不费地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因为你不损失任何东西，只需要付出同情心。道德的目的并不是要任何人去做损己利人的重大牺牲，而是乐于做无损于己但却有利于人的好事。而子贡把原本平淡无奇、应该人人都能够做到的道德，超拔到了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既然“道德”标准如此之高，那么本来符合道德的代偿赎金后的收回赎金，现在就变成“不道德”的了。如果你做了一件合于道德的善事，得到的却是“不道德”的恶名，你还会去做吗？你当然不会做，而是开始跟着“道德舆论”说。于是，子贡式的“无私道德”，最终使“道德”变成了只说不做的东西，成了纯粹的高调。过高的“道德”标准，使绝大多数人都沦为“不道德”；所有追求道德的人，得到的只是耻笑；他们的真正符合道德的高尚努力，只被用来证明他的“不道德”。在这种“道德高压”下，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永远只说道德的话，但永远不做道德的事。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并且心安理得。过高的“道德”不仅没有推广道德，反而推广了不道德。推广不道德有没有好处呢？有的，但是只对那一个达到“道德世界记录”的人有利：他成了绝对的道德偶像，至高无上的圣人。 考虑大多数人的经济水平和思想境界，如果按照少数优秀分子的标准为大多数人定做制度，那就是完全的空中楼阁。 我们要肯定人们的个人利益，让大家都知道做贡献有好的回报，并且把这种实实在在的回报宣传出来。不是宣传思想境界，而是为了宣传我们的回报机制，以鼓励和号召大多数普通人也努力做贡献。 一旦贡献和回报不成比例，失衡的人有两个选择：忍耐或者离开。在顶级公会里，人们由进度得到的满足感可以容易的与付出达成平衡。而低层的中小型公会往往没有这样的条件，其结果就是人员流失。因此衡量公会实力与制度，就是管理者需要考虑的重要环节。 话说回来，也许错不在奉献的人本身，而在以超道德标准要求别人的人，往往这个人自己还不受这个要求的约束。从古至今，这样的人还少么？我们一方面苦于世人对我们的过度要求，另一方面我们中的某些人也同样过度要求别人。人性的弱点亘古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