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郁达夫的小说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色，他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之体验，不追求复杂的故事情节。

其谋篇布局自然简洁，故事进行当中穿插一些景物描写或抒情议论，然而读来却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特别是人物的鲜明性格和强烈感情，自始至终贯穿全篇，把作品呵成一个整体。

扩展资料：

创作的独异风格，加上那种感伤、忧郁而又极坦诚的情味，郁达夫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才情而最少框框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男，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曾留学日本，毕业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

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其文学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怀鲁迅》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郁达夫

　　郁达夫的小说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色，他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之体验，不追求复杂的故事情节。其谋篇布局自然简洁，故事进行当中穿插一些景物描写或抒情议论，然而读来却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特别是人物的鲜明性格和强烈感情，自始至终贯穿全篇，把作品呵成一个整体。笔者试就郁达夫小说中的抒情性特征展开讨论，并努力寻找郁达夫小说中抒情性特征的艺术思想渊源。

　　一、在主观描述中与作者的情绪互为表里，感情“被激动的灵魂的呼吁”着

　　郁达夫小说淡化了客观的叙述，而强化了主观性的描写，无论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都融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构成了郁达夫小说抒情性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首先可以从自然景物的描写中来观照郁达夫小说的抒情性特征。

　　在郁达夫小说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描写自然景物非常精细，而描写人物的行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反倒相当粗疏。这就是他不太注重在人物的行动中刻画典型性格的缘故。他描写人物的行动十分粗疏，而注重表现人物的情绪、感情与心理，再配之以富有诗情画意的精细的景物描写，这就有助于形成其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单纯的抒情风格。

　　在《马缨花开的时候》的开头部分这样描写窗外的自然景象：

　　窗外面是二十边的还不十分大缺的下弦月夜，园里的树梢上，隙地上，白色线样的柏油步道上，都洒满了银粉似的月光，在和半透明的黑影互相掩映。周围只是沉寂、清幽，正象是梦里的世界。首夏的节季，按理是应该有点热了，但从毛绒睡衣的织缝眼里侵袭进来的室中空气，尖淋淋还有些儿凉冷的春意。

　　这一段景物描写，精细之极，有目共睹。以“二十边”、“还不十分大缺”来形容“下弦月夜”，数量与形状的概念都十分明确。接着描写园里的月光，在有些作家，恐怕只一句“园里洒满银粉似的月光”，也就够了，然而，郁达夫却非要一一写出“树梢上”、“隙地上”、“白色线样的柏油步道上”不可，这样的细致描写，更给人以遍地月光的形象化感觉，加重了月夜的氛围。下面的描写就更精细。作者不直接描写“首夏的季节”该热未热，那一丝“凉冷的春意”，是“从毛绒睡衣的织缝眼里侵袭进来的室中空气”中感到的。这种具体真切、细致入微的笔触，在一般小说的景物描写中，都很少见。但是，作者接着描写人物的行动以及他们的关系，就完全是另一种笔调：

　　这儿是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慈善医院的特等病房楼，当今天早晨进院来的时候，那个粗暴的青年法国医生，糊糊涂涂的谛听了一遍之后，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话。只傍晚的时候，那位戴白帽子的牧母来了一次。问她这病究竟是什么病？她也只微笑摇着头，说要问过主任医生，才能知道。

　　这三个人物之间，本来存在着一场尖锐的矛盾冲突，但在作者高度概括的粗笔下，冲淡了，消失了。那个“青年法国医生”，既无姓名，又无肖像、外貌、衣饰等描写，一概没有，仅一个“粗暴”的形容词，就算完成了人物的出场以及性格刻画。既然是个“粗暴”的医生，但作者并不描写他的粗暴行动。他只是“糊糊涂涂的谛听了一遍”，然后以一个形容词，概述他的全部行动。而他听了一遍之后“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话”，这种跳跃式的概括描写，则把病人之间的关系、纠葛，全部抽掉了。

　　郁达夫所注重的，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情绪。所以他对自然景物和人物的情绪的描写，相当细致。如：

　　而现在却已经是深沉的午夜了，这些吃慈善饭的人，实在也太没有良心，太不负责任，太没有对众生的同类爱。幸而这病，还是轻的，假若是重病呢？这么的一搁，搁起十几个钟头，难道起死回生的耶稣奇迹，果真的还能在现代的二十世纪里再出来的么？

　　心里头这样在恨着急着，我以前额部抵住了凉阴阴的玻璃窗面，双眼尽在向窗外花园内的朦胧月色，和暗淡花阴，作无心的观赏。立了几分钟，怨了几分钟，在心里学着罗兰夫人的那句名句，叫着哭着：

　　“慈善呀慈善！在你这令名之下，真不知害死了多少无为的牺牲者，养肥了多少卑劣的圣贤人！”

　　这是多么强烈而又细致的主观情绪。以上三个片段，本是顺序接续下来的，如果把它们连起来读，似乎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而更像散文。这里，景象、气氛和感情，三者合而为一，情景交融，便有了一种淡淡的诗情。

　　不知哪位评论家曾经说过，小说戏剧的本质，永远属于诗，是抒情的叙事，或叙事的抒情。我们从郁达夫的小说中大量篇幅的不同于一般散文的景物描写中可以感受，这种抒情性特征，不仅在于为环境气氛渲染，更在于“总要把热情渗入，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郁达夫小说中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中来观照郁达夫小说的抒情特征。

　　无论是情节小说，还是人物小说，都不能没有人物，必须靠人物发展、演示故事情节，因为无论情节或布局如何巧妙，如果没有生动的人物去搭配，必定索然无味，因此，可以说“人物赋予情节以生命和意义”。

　　郁达夫非常善于刻画人物，不只从表情、动作、对话、姿态、服饰……等方面的描摹，展示人物的音容笑貌，传达人物的神情气韵，更着重人物心理的描写、把蕴藏在内心世界中的冲突、动荡、不安，生动地展现出来，塑造出不同性格的人物。因此，郁达夫更善于通过细腻微妙的感情线索从而将笔触深入人物内在的心理层次，更多地采用了“自白”的艺术表现手法。

　　郁达夫小说的心理描写，与一般小说的心理描写有不同之处：突出人物的自我感觉与内心矛盾。由于他笔下的人物身处逆境，又特别敏感，因而自我感觉分外强烈，内心矛盾分外尖锐。这集中表现为他们的理想与愿望破灭以后，那种感伤情绪无法解脱，悲愤之极，只能以死作了结。

　　《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他近来觉得孤冷的可怜。”这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感觉。孤冷到了“可怜”的地步，可见情绪之低沉。在表达形式上，一句话自成一段，而且直接用“觉得”字样，就把主人公内心的自我感觉，表现得十分突出。

　　郁达夫为了突出人物的心理感觉与内心矛盾，深入揭示人物的灵魂世界，他的小说几乎不对人物作外貌描写。恰如鲁迅所说：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郁达夫也是这样一位“心理学家”，他手中拿的似乎不是画笔，而是解剖刀，当这把刀直入人物的内心，那么心中的一切便剖露无疑。虽然人物似乎没有明确的外部特征，但读者却可通过人物的感伤、忧郁、悲愤而又不甘堕落、沉沦的矛盾心理特征，在想象中画出人物的外貌。可以说，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心理，总带着一点“病态”，读者便可依此想象出人物的“病容”。

　　有时，郁达夫也勾勒几笔人物的外貌，但这是为了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心理。《银灰色的死》对主人公的外貌描写，是郁达夫小说中最为集中、充分的一篇。但这描写很特别，它不在小说开头人物出现时，也不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而是在结尾人物死后，以一个区役所的老仆贴出告示为媒介，来描述人物的外貌。“那一张告示说”：

　　行路病者，

　　年龄约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长五尺五寸，貌瘦；色枯黄，颧骨颇高，发长数寸，乱披额上，此外更无特征。

　　衣黑色哗叽洋服一袭。衣袋中有Emest Dowson's Poems and Prose一册，五角钞票一张，白绫手帕一方，女人物也，上有S．S．等略字。身边遗留有黑色软帽一顶，脚穿黄色浅皮鞋，左右各已破损了。

　　主人公瘦弱枯黄的“病容”，正是他那孤冷忧郁的“病态”心理的反应。作者将他的外貌在结尾时描写出来，仅仅作为内心世界自我暴露后的一个外部标记。所以，在通常情况下，郁达夫采用的是单刀直入的心理描写——人物赤裸裸的自我暴露，以突出自我感觉与内心矛盾。就是在偶尔写到人物的外貌的时候，他的着眼点仍然是为了揭示人物的“病态”心理。

　　《沉沦》所塑造的形象的深刻性，就在于它表现了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的每一个感情波纹，都揭示得非常正确、细致。

　　主人公一开始的心理感觉是触景伤情，并引起对现实环境的感伤、不满，以至复仇的心理。这种心理感觉之所以产生，正如他在日记写到：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到日本来倒也罢了，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安乐么？这五六年的岁月，教我怎么能挨得过去。受尽了千辛万苦，积了十数年的学识，我回国去，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

　　“人生百岁，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这最纯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有感于祖国的贫穷，岁月的虚度，使他自然而然地忆起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一段生活。由于三岁丧父，家境困苦，在他的小小的书斋里过了十几个春秋，便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来留学。这时候，他已种下了“忧郁症的根苗”。而在异国，他所感到的同学的“白眼”，单调的生活，使他越来越忧郁。又如何排解心中的愁绪呢？

　　预科卒业之后，他听说N市的高等学校是最新的，并且N市是日本产美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求到N市的高等学校去。

　　离开东京，去N市，这是主人公心理变化的一个转折：向往新的学习生活，而且作为一个苦闷中的青年，心中萌发爱情要求，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然而，到了N市，“他的前进的希望，在第一天晚上，就不得不被目前的实情嘲弄了”，因为：

　　如今到了这N市的乡下之后，他的旅馆，是一家孤立的人家，四面并无邻舍，左首门外便是一条如发的大道，前后都是稻田，西面是一方池水，并且因为学校还没有开课，别的学生还没有到来，这一家宽旷的旅馆里，只住了他一个客人。

　　他来到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而且旅馆的条件是那样差。于是他从情绪上的忧郁症，进而发展到为生理上的性苦闷。这性苦闷又反过来激起他的恐惧、羞愧、自责心理，怕身体衰弱、怕见人面，见了妇女的时候，“觉得更加难受”，发誓以后“决不再犯”。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状态。这样，“他的自责心同恐惧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闲，他的忧郁症也从此厉害起来了。”

　　接着，他又因“一些儿细事”，同他在北京的长兄绝了交。“那一封信发出之后，他呆呆的在楼前草地上想了许多时候，他自家想想看，他便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这已发展成一种自卑、自贱心理。而这时候，他又忽而听到一对青年男女在身边的草丛里偷情，他在心里痛骂自己：“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一边这样的骂着，一边又尖着耳朵在那里偷听，他心中十分矛盾，已到了自暴自弃的地步。

　　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支配下，他进了妓院，“陷到一个大大的难境里去”。当那个侍女问他“府上是什么地方”时，激起了他如此强烈的心理反应：

　　一听了这一句话，他那清瘦苍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层红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声，他呐呐的总说不出清晰的回话来。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了。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这样，他从妓院出来，到海边自殉，就是他心理变化轨迹的终点，也是他悲剧命运的必然结局。

　　这就是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全部变化过程。它们层层深入，那么细致，又那么真实，而且按照情绪发展的内在逻辑，十分自然地画下了整个心理变化的轨迹。

　　《沉沦》中的“我”就是在国内因追求个性解放而数次碰壁，在异域又深感耻辱的情况下才产生变态心理的。《茫茫夜》中的“于质夫”是因为生性正直，得罪了上司，在悲愁难遣之际，才企图用病态的性满足来麻醉自己。《秋柳》中的“于质夫”也是因为不满军阀镇压学潮，却又感到“无处可以发泄”，才去找妓女。可见，郁达夫总是当他的主人公在现实的压迫下精神失去平衡时，才使他产生病态和自轻自贱的。

　　郁达夫擅长“自我暴露”式的心理描写，还表现在他善于抓住人物内心矛盾爆发的突破口，或一个特定时刻的典型心理特征。

　　《离散之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特定的送别场面。于质夫与几个同学办的季刊周报，因杂志发行者供养不起而被迫停刊。如今，他们为生计所迫，不得不离开上海，各奔自己的故乡去，而且这一次分手，以后也不见得再有“聚首”的机会。这就使深深的离别之情，爆发于特定时刻之内；虽是一刹那间的心理活动，却分外强烈：

郁达夫感伤情调的积极意味

这种积极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郁达夫的颓废以及这种颓废的具体表现——性苦闷，不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这种颓废和性苦闷，是当时青年的普遍心态，郁达夫则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时代病”，从而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历史与社会面前，所以，具有积极性。第二，郁达夫的感伤、颓废包含着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战。正如郭沫若在《郁达夫》中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散文中的“自叙传”色彩

郁达夫的散文无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现”，而且是“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是最为坦诚、露骨的自我表现。在郁达夫看来，小说带有作家的自叙传，“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他自己的散文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造的。他不加掩饰的表露他的身世、思想、感情、癖好，将自己的信仰、习惯、性格甚至病态也大白于天下，以一己的身世、感受，集中表现了在旧社会的压迫、窒息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苦闷，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散文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感伤的弱者的情调，浪漫的青年觉醒者的理想，反压迫的民主主义者的倾向。

郁达夫的散文创作阶段特色

早期:(1920年—1933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写了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十——七十篇议论杂文，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咦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的前途感伤悲观的思想，又有对革命慷慨激昂，疾声呐喊的激进的理论。
中期:(1933年—1938年) 。这个时期，是他思想的一个低潮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种落后的“名士”风度，留连往返于山林江湖。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作为从封建旧营垒中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他憎恶现实，不愿同流合污，才逃遁的这一面。
晚期:(1938年—1945年)。1938年春，他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

郁达夫早期散文创作的风格

首先，强烈地表现作家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他在散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细节进行详细的描写，非常强效地表现了他“自叙传”的独特风格。第二，忧郁感伤的情凋。郁达夫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与众不伺，忧郁感伤的情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创作中。第三，恣肆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的文字。第四，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另外，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郁达夫散文中的伤感情绪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

在郁达夫散文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颓废，一是憎恨。既然生活是无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废物——既不能事业有成，又不能摆脱苦闷，郁达夫就干脆自我放纵，手中有几个钱就大嚼一番，喝个乱醉；情感与性欲无法得到正常满足，就偷看女人，寻妓女，听土娼与客人调情，想上妓院（见《还乡记》、《感伤的行旅》、《归航》）。拼命地发泄一个人的本能，竭力要在病态中满足自我。这种情感和行为显然具有消极性，这是郁达夫散文中不健康的内容，但却绝不是反动的内容，绝不是与时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调。郁达夫主要是以这种病态来发泄一个从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这种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着五四“人的发现”所寄寓的积极的意味。
与之相比，郁达夫由感伤所发生的憎恨情绪其积极意义就更为鲜明了。他恨什么呢？首先是恨社会，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郁达夫以愤世嫉俗的笔调，在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无奈，几分感慨中将社会的黑暗，下层人的不幸，来了个痛快的揭露，将自己对社会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强烈的表现。
由这种对社会的恨，郁达夫又自然地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了不满。在郁达夫的笔下，他所处的这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是最黑暗、最糟糕、最不人道、最无趣味，最无价值的时代，也当然就是最可憎恶的时代。在这里，这位被伤感折磨得无处解脱的人，将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烦恼，所有悲苦，一齐倾向这个黑暗的时代，向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发出了一个哀鸣着的青年的控诉，表现了显而易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虽不能说很深刻，但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情绪却也给这种倾向涂上了积极战斗的色彩。

郁达夫散文感伤情调的时代意义

郁达夫虽然在散文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伤感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是几乎坠入颓唐境地的时光，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1927年郁达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引者注）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551页。）在这之前，郁达夫在日记中还多次写道：“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是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 女人，在郁达夫的笔下被圣化了，爱，在郁达夫的意识与情感中被神化了，于是，他在自己的散文中只要写到女人，特别是美丽的少女，他的笔下就充满了浪漫的诗意。在轮船上他见到一个“年约十八九的中西杂种的少女”，她的美，使郁达夫用近三百字来细细地刻划她的外貌、衣着、姿态，还有她那肉体蒸发出来的“香味”。最后禁不住在心中暗暗地想：“我头上那一块板，就是她曾经立过的地方。啊啊，要是她能爱我，就叫我用无论什么方法去使她快乐，我也愿意的。啊啊，所罗门当日的荣华，比起纯洁的少女的爱情，只值得什么？”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神圣、痴想的情感，一方面当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着五四人的发现的光芒。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曾说过，女人和儿童的发现，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物。而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来说，对女性的赞美和痴爱，那就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表现，也是对封建礼教最直接的批判，因为，女性在封建规范中，不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就是被当作玩物，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所以 ，郁达夫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理想来追求，这种行为和艺术倾向，虽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备“崇高”的属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却是鲜明可见的。

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表现自我的真挚感情。在倾诉对旧社会的反抗情绪以及反映青春期的苦闷心理方面，充满大胆的自我暴露手法和浓厚的抒情色彩，使他在小说创作上成为前期创造社浪漫主义倾向的突出代表,并且为一些后起的作家所仿效,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影响，在20年代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抒情笔调写小说的艺术流派。
郁达夫文如其人，他的充满浪漫主义感伤色彩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既反映了他本人坎坷的生活道路和曲折的创作历程，也表现出"五四"以来一个复杂而不平常的现代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一种单纯的抒情方式在作品中解剖自己、分析自己、鞭挞自己，使这些作品对读者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郭沫若曾指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又同意李初梨所说，"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并把郁达夫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质概括为"卑以自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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