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在台湾时到底经历了什么文学派别的争论

970年代以降，台湾经历中美断交、退出联合国，国际地位日渐低落。青年学子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定位在何方，终日混混噩噩，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引入的资讯，不经筛选消化就全盘接受，音乐这个领域也是如此。余光中在美国的期间，正逢摇滚乐流行之时。这种异国诗乐，有别于他所坚持的中国传统诗文之美，是一种崭新的体验：“这次来美，发现还有一项同好：摇滚乐。看到异国披发朗吟的诗人，一挥手，一投足，一启唇之间，欣然而聆者数以万计，乃感到自己的现代诗太冷，太窄，太迂缓了。”(余光中，1972：166)对诗创作的新感受，反映在余氏1974年出版的诗集《白玉苦瓜》之中。同年，民歌手杨弦将余光中的诗作〈乡愁四韵〉谱曲，于胡德夫的个人演唱会中发表。这种对故土思念的情怀，融合西方的新式音乐元素，大获好评。翌年，杨弦续谱〈江湖上〉、〈民歌手〉等诗，在“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中发表，余光中亦登台朗诵诗作。对余光中来说，是现代诗突破羁咎的新方法；在杨弦看来，则是中国传统民谣另一条出路。两个不同的领域，同样在尝试摸索有别旧往的发展方式，文学界与音乐界，在杨弦和余光中的合作下，结合起来，并开启自1975年后，蔚为风潮的民歌运动。杨弦与余光中的“以诗入歌”，是民歌运动初期所惯用的一种模式。学院派的音乐创作者，认为余杨等人提出的“中国现代民歌”，定义与作法不够精致严谨，既不“中国”也非“民歌”；而非学院派，如陶晓清，则认为过于高格调的范围限定，无法将有别传统的民歌概念通俗化，更会扼杀新式创作的发展。双方多次交锋，对各自论述所谓民歌的“正当性”，每每展开论战。与同是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一样，余光中皆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