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诗作的中国新诗发展的意义

艾青的诗歌摒弃了旧体诗的格律，踏着现代生活的节奏，有着比较自由的形式结构。艾青认为，诗人要无拘无束地表达抒发生命的感受与体验，就必须摆脱外形的束缚，选用灵活开放的自由诗体。当然，自由体并非漫无边际的自由，他认为形式有一定的原则，“在变化里取得统一，在参错里取得和谐，在运动里取得均衡，在繁杂里取得单纯、自由而自己成了约束。”他的诗在一定的规律里自由或者奔放，如《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一节：大堰河，含泪地去了！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大堰河，她含泪地去了。没有工整的对仗，没有铿锵的韵脚，亦没有动人的词藻。但在首尾行的重复和中间的排比句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压榨了的、凄苦的、奴隶一般的母亲。这是诗人“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也是对黑暗旧社会“含泪”地控诉，吐露了那个时代的苦难与悲愤。在另一首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艾青没有刻意地勾勒，却用看似很随意实则浓淡有致的笔法来描绘这样一幅景象：风，象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紧紧地跟随着，伸出寒冷的指爪，拉扯着行人的衣襟，用着象土地一样古老的话，一刻也不停地絮恬着……在诗中，诗人对“风”进行很随意、顿挫地叙述，虚实结合。但是那个年代贫穷的形象却如同一条链条连接这些不规则的、散乱的句子，有着强烈的震撼人心夫人艺术魅力。在这不规律的诗行中有着一种内在的旋律感，用一种让人深刻的语言和内容写尽了人民的悲苦，也激发了人们的艺术想象。可以说，艾青的这种形式的自由为他的诗歌中“形象”的塑造和表现提供了种种“便利”。在《北方》、《巴黎》、《马赛》等诗中，诗人用大量的细节描写来增强作品中所描绘景物的真实感和带给人的一种狂野感。在《向太阳》、《春》、《冬天的池沼》等诗中，诗人运用成串的比喻，层层递进，强化了诗歌的主题，给了读者以强大的联想空间。在《黎明的通知》、《乞丐》、《旷野》等诗中，诗人用富于色彩、声响和动态的笔墨来勾勒对象的特征，使作品散文化和立体化。艾青诗歌的这种文学样式正是他所强调的“形象美”，他认为“称为‘诗’的文学样式，脚韵不能作为决定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在它是否有丰富的形象——任何好诗都是由于它所含的形象而永垂不朽，却绝不会由于它有好的音韵”。艾青在强调形式的自由化的同时，也注重语言的口语化。他要求“尽可能采取口语写，尽可能地做到‘深入浅出’”。因为“口语是最散文的”，“它富有人情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他强调，美的口语化要建筑在简约与明朗上，以达到含蓄、明朗、简约、自然的境界。艾青用他朴素、毫无修饰的语言传达了历史的召唤和人民的心声，控诉了黑暗统治者的威恐压迫，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凄苦和时代的忧郁。艾青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同情人民、揭露社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在《透明的夜》中，他这样写到：酒，灯光，醉了的脸放荡的笑在一团……“走 到牛杀场去喝牛肉汤……”“走，到牛杀场去喝牛肉汤”就像我们平时说“走，我们到外面玩”一样随意。但就在这非常随意、口语化的语言中嵌入了广阔的含意和丰富的意象。农民就像“牛”一样被“主人”欺凌、压榨，流干了泪血，到最后竟然还要被人侵吞带肚子里去。这是对人民的一种深切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严厉质问与完全地揭露。这是来自生命深处的深刻的口语，排斥了华丽的矫饰，弃绝了空洞的说教，采用的是朴素而鲜活的、有弹力的和流动感的词句。艾青诗歌的语调是沉缓有力的，语言是质朴无华的。他的那一声声真诚的呼唤和焦灼的叹息，标示出一种历史的可感的深度。艾青的自由诗对诗歌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七月诗人的影响。绿原曾说，七月诗人中的“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与战斗任务联系起来”。关于诗歌内容的时代感和现实感，艾青的诗歌表现地非常明显。他的诗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深入观察个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郭沫若的诗歌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限制，发展了自由体诗，将自由体诗推向高潮。而艾青的诗歌讲求形式的自由化，语言的口语化。他进一步发展并深化了自由体诗，将诗歌与现实紧紧结合在一起。艾青的诗是继郭沫若诗歌之后的又一座高峰，是三四十年代诗歌艺术的高峰和抗战时期自由体诗繁荣的标志。本文来自： http://www.lunwengc.com

　艾青的艺术选择的独特取向——无论是法国先锋派的反叛精神，叶赛宁式的深情，还是凡尔哈伦式的忧郁，马雅可夫斯基式的豪迈，所谓象征主义与充满中国情怀的现实关切的融合——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从“艺术自觉”的上世纪30年代进入家国忧患的40年代的必然，艾青几乎是完整而完美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过程，当然他在后来又继续奔向延安，成为知识分子时代选择的一种“典型”：我看见一个闪光的东西/它像太阳一样鼓舞我的心/……/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它的前面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传统中国对人的规范和塑造是由家庭内部的人伦训育开始的，但艾青所面对的现实却是，他固有的家庭粗暴地拒绝了那种习见的“温情脉脉”的训育。５岁的“弃儿”艾青终于回了“家”，但迎接他的却是父亲无缘无故的打骂与呵斥，在诗人幼小的心田里，忧郁的阴云由此更加浓重地弥漫开来了。�
事实证明，没有将古典诗词背得滚瓜烂熟的艾青照样成了诗人，而这样的“一知半解”恐怕恰恰保证了他拒绝传统文学压力之后的一种心灵的自由，艾青不是在反复诵读中国古诗的过程中触摸世界并最终成为诗人的，他的诗歌灵感是在对世界的直接感触中获得的，他甚至首先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借重画家的眼睛和手在后来写出了流动的诗行，这样的诗人似乎更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