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这大概是这本书能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这本书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著作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
《上学记》是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写的是何先生1949年以前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
这本书里的何先生是幸福的，他的幸福感体现于他用一生去完成对幸福的追求，更体现于当他回首往事，依然反复郑重地提起“幸福”，他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
何兆武：
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
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会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蹿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看着这份珍贵的何兆武先生口述的资料，好像随着他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叙述了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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