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胜利中关于贫民窟有何好处的理解

很少有比黄昏时分在里约热内卢的伊帕内玛海滩上喝一杯廉价的冰镇啤酒更为简单或单纯的快乐了。里约热内卢的海滩是最为快乐的城市空间之一。那里的天气基本上是无可挑剔的，那里的海滩上通常挤满了俊男靓女。眺望东面的大海，人们可以看到一条在甜面包山映衬下的非常美丽的海岸线。沿着海岸线，一排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将美丽的海景尽收眼底。里约热内卢作为巴西的首都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它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也随着这段时间的过去而有所下降，但这座城市仍然是这个快乐国家中最为快乐的地方。以美丽的古老建筑和优美的自然景色为基础，里约热内卢人打造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城市空间。对于游客来说，这个空间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但里约热内卢人似乎比游客更能体会到它的乐趣。
如果从伊帕内玛海滩向山顶望去，你将会为科尔科瓦杜山上一尊巨大的耶稣基督雕像所吸引。但仔细一看，你会在这座世外桃源一般的城市里发现一些大煞风景之处。里约热内卢周围的山上到处都是贫民区和棚户区，那里通常没有电力供应或下水道。它们出现在这些山上似乎有些莫明其妙，显得很不协调。里约热内卢周围的山上拥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美丽景色，为什么还会出现凌乱破旧的棚屋呢？为什么这里的法治就像完善的基础设施一样缺乏呢？棚屋的出现让海滩上的游客们意识到：里约热内卢并不仅仅是观光客们的度假胜地，它还拥有100多万拥挤在破烂不堪的棚屋之中的人。
柏拉图在2,500年前说过：“任何一座城市，不论它的规模有多小，其实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穷人的城市，另一部分则是富人的城市。”几乎每个发展中国家的每座城市都存在着贫困人口聚居区，即棚户区。在某些城市里，如加尔各答或拉各斯，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和严重，以至于旁观者不禁要把整座城市看成是地狱。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城市中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贫困现象。在美国，城市的贫困率为17.7%，郊区为9.8%。
城市贫困现象的普遍存在似乎表明：城市是不平等和被剥夺的地方。许多研究城市问题的学者都把超大城市中的这一问题看作是一种严重的危机，它通常意味着孟买和墨西哥城中居住着大量贫困人口。对许多人来说，限制这些超大城市的发展似乎是很明智的。它们的拥挤和脏乱决定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会是非常困难和没有希望的。在发达国家，舒适宜人的同质化郊区看上去可能比令人咋舌的城市鸿沟更加平等，后者将纽约第五大道上的亿万富翁与贫民区里的孩子截然分开。
但是，上面一段表述中充满了废话。从里约热内卢到鹿特丹，城市中存在的贫困现象事实上体现了城市的优势，而非劣势。超大城市的规模并非过于庞大，限制它们的发展将会导致更多的困难而非好处。城市的发展是减轻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许多方面来看，相对于不平等的城市，表面上看似平等的郊区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对那些无法享受那里快乐的人们来说。
城市里充满了贫困人口，但并非是城市让人们变得更加贫困，而是城市利用将会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来了贫困人口。刚刚进入大城市的人口的贫困率高于常驻人口的贫困率，这表明城市居民的财富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度地增加。从其他地方来到城市的贫困人口不是傻瓜，也没有什么错误。他们纷纷涌到城市里来，是因为城市具有他们在原来居住地所无法找到的优势。城市贫民窟的严重问题并不在于城市里的人口太多，而在于这些居民往往过于脱离大城市的经济中心。大量的城市贫困人口的确构成了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挑战，这是将要在下一章中讨论的问题。但是，希望城市能够接纳数以百万计的农村贫困人口远远要比希望那些潜在的移民在农业孤岛上寿终正寝好得多。
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是非常密集的，因为贫民窟里的生活仍然要好于贫困农村里单调乏味的生活。很长时间以来，与巴西内地的偏远地区相比，里约热内卢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遇、公共服务和乐趣。美国的贫民区里充满了逃避集体屠杀或贫困的移民，以及逃避在种族歧视盛行的南方从事农业劳动的辛苦的非洲裔美国人。19世纪时，曼彻斯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与大量的贫困人口有关。这并非因为这座城市正在陷入衰退，而是因为它的工厂吸引了急于来这里工作的农村贫困人口。事实上，我们应该更多地为那些贫困人口太少的城市感到担心：它们为什么不能吸引比较贫困的人口呢？ 在
一个充满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或明确、或含蓄地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前者即迁移，后者即留守在他们的出生地。一座城市的人口构成会告诉你它能够为居民提供什么。盐湖城有大量的摩门教徒，因为对摩门教徒来说那里是一个好地方。伦敦有许多银行家，因为那里是管理财富的好地方。像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城市之所以拥有大量贫困人口，是因为它们对贫困人口来说是相对较好的地方。简而言之，即使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也仍然可以享受伊帕内玛海滩的美丽景色。
人口的自由流动意味着城市的某些成功可以让某个地区变得更加贫困。经济学强调刺激因素的力量。当做某些事情的收入增加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做这些事情。某个地方之所以缺少贫困人口，是因为它缺乏某些重要的东西，如可以负担得起的住宅或公共交通，或技能水平较低的人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城市贫困的重大悖论是，如果某个城市通过完善公立学校或公共交通的方式改善了现有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那它将会吸引来更多的贫困人口。
最近30年以来，美国各个城市在建造了新的快速公交站点之后，这些站点周围的贫困率基本都是上升的。这并不意味着公共交通正在让人们变得更加贫困，而是由于贫困人口在自己没有汽车的情况下非常注重交通的便利性。事实上，公共交通大量地运送和吸引贫困人口是一件好事，而非一件坏事。
促使贫困人口来到城市的力量是什么呢？首先，他们来到城市的目的是找一份工作。城市的人口密度提供了交易的可能性，它促进了市场的出现。全球最为重要的市场是劳动力市场，一个人可以在其中把自己拥有的人力资本出租给拥有金融资本的另一个人。但是，城市的作用远远不限于为劳动力和资本家之间的互动提供可能。它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并且往往是数以千计的岗位；一座大型的城市就是一个多样化的雇主组合。
如果城市中的某一个雇主破产了，将会有另外一个（或两个，或10个）雇主取代他的位置。这种雇主组合也许无法提供能够抵御由于严重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全球崩溃的保险，但它的确可以消除一般性的市场震荡。只有一家公司的城镇就只能依赖某个单一的雇主，如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尔西，工人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于这位雇主的兴衰。纽约或里约热内卢则不然，那里有大量各行各业的工厂。由两位经济学家完成的一项经典研究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经济低迷的时期，缺少多样化雇主的地方的失业率要比其他地方高出3%左右。
城市中丰富多彩的工作岗位也有利于人们发现自己适合干什么与不适合干什么。数千年以来，大多数人不辞辛苦地在农田里耕种，而不管自己是否具备耕种的任何技能。在城市里，人们可以从一家企业跳到另一家企业，也可以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在跳槽的时候，人们了解到自己喜欢干什么与适合干什么。如果托马斯•爱迪生或亨利•福特不得不终生务农的话，这个世界将会遭受多大的损失呢？
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
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是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当时巴西正在步履蹒跚地走出半封建的历史。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其他的新世界国家（如阿根廷和美国）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领导人时，巴西的统治者仍然是一位皇帝——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的一位后裔。而且，奴隶制度在巴西仍然是合法的。
在19世纪中期，里约热内卢40%左右的人口是奴隶，共计有8万人。在废除黑奴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潮流的过程中，奴隶们纷纷跑到里约热内卢来逃避种植园的生活。19世纪逃亡到里约热内卢的奴隶们形成了被称为逃奴堡（quilombos）的贫民窟，这就是棚户区的前身。皇帝佩德罗二世并不喜欢奴隶制度，但可能由于担心白人的政治抵制，他没有试图解放全国其他地区的奴隶。最后，在这位皇帝于1888年离开巴西之后，他的女儿以摄政者的身份签署了巴西的《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从而使巴西成为美洲地区最后一个结束奴隶制度的国家。皇帝对于白人反对的担心是正确的。第二年，在由于失去人力资本而强烈不满的寡头的支持下，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布拉干萨王朝的统治。
第一个真正的贫民窟并未出现在里约热内卢的市内，而是出现在巴西东北部的贫困农村。作为一位巡回传教士和从前的废奴主义者，安东尼奥顾问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叫做卡努多的小镇。镇里的居民从前都是奴隶，他们从此开始了抗税斗争。到1895年，卡努多已经拥有了3万多人口。于是，安东尼奥拒绝纳税的行为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士忌叛乱了。1896年，双方爆发了公开的战争，政府派出数千名士兵占领了这座小镇。在卡努多最终陷落之前，大约有15,000人死于这场战争。
尽管巴西军队赢得了胜利，但极为吝啬的巴西政府却选择了拒绝支付军饷。士兵们作出的反应是在里约热内卢城外的山上建立自己的村庄，于不知不觉间模仿了他们刚刚击败的安东尼奥。这一棚户区变成了贫民区摩洛达普罗丹西亚。在后来的70年里，有成千上万的贫困农民来到里约热内卢，其中许多人是获得了自由的奴隶。破烂不堪的房屋也许看上去并不令人满意，但至少要比在种植园里为从前的主人劳动好得多。正如20世纪聚集在美国各个城市里获得了自由的美国奴隶一样，这些获得了自由的巴西奴隶也选择了充满希望的城市，而放弃了贫困的农村。
外国游客往往会将生活在里约热内卢的穷人与他们在其他地方见过的穷人（比如美国贫民区里的居民）进行对比，后者的生活条件无疑要好得多。但这种对比是错误的，这些贫民窟中的居民通常没有去洛杉矶生活的选择权。因此，应该把他们与外国游客基本上看不到的、生活在巴西农村地区的穷人进行对比。里约热内卢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但它与巴西东北部农村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称，90%的里约热内卢居民1996年的月收入在85美元以上，但东北部农村地区只有30%的人口生活在这一贫困线以上。
即使与最为悲惨的城市贫困人口相比，农村地区的情况通常仍然更为糟糕。尼日利亚的首都拉各斯经常被描述成“一个极端被剥夺的地方”。但实际上，拉各斯的极端贫困率在按照这座城市较高的物价水平进行调整之后，仍然不到尼日利亚农村的一半。大约3/4的拉各斯居民可以喝上安全的饮用水。这一比例看起来低得让人感到恐怖，但它却远远高于尼日利亚的任何其他地区——后者的水平通常不足30%。加尔各答也被认为是“一个严重被剥夺的地方”，但这座城市的贫困率为11%，而西孟加拉邦农村地区的贫困率则为24%。近些年来，10%以上的西孟加拉邦的农村居民面临着食品短缺的问题，而城市居民的可比数据不足1%。
城市和城市化不仅与更加繁荣的物质有关。在较为贫穷的国家里，城市居民表示他们的生活也更为幸福。通过对25个较为贫困的、人均GDP不足10,000美元的国家的抽样调查，我得到了有关城市居民和非城市居民自我报告的幸福指数调查结果。我发现，表示他们生活得非常幸福的城市居民所占比例较高的有8个国家，较低的则有7个国家。表示他们生活得非常不幸福的非城市居民所占比例较高的有16个国家，较低的则有9个国家。
与偏远地区不同的是，城市里的贫民窟往往被作为跨入中产阶级的跳板。例如，尽管曼哈顿下东区的贫困率很高，但这里诞生了一系列令人惊叹不已的成功故事。在下东区定居的犹太人拥有一种长期注重学习的文化背景，生活在一个迅速增加教育投入的国家。而对于巴西的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来说，情况并不乐观。他们几个世纪以来没有进过学校，巴西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一向很少。不过，贫民窟仍然诞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成功故事。
莱拉•贝莱斯是一个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里长大的清洁工人的女儿，她14岁时在一家麦当劳快餐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她的小姑子是一位理发师，她们两个人决心要找到一种拉直自己卷发的方法。她们了解这种产品的市场规模，因为她们周围的人都想拥有一头直发。这两位初出茅庐的创业者没有任何文化背景。不过，莱拉的丈夫允许自己的妹妹和妻子用她们调制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配方在他的头发上做试验。他一次又一次地变成秃子，但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失败之后，她们终于生产出了一种有效的头发拉直剂。
贝莱斯为这一产品申请了专利，并以3,000美元的价钱卖掉了她的大众甲壳虫汽车，然后用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开办了一家美发店。她们非常了解自己的顾客，产品的销售情况非常好。从那以后，她不断地增加美发店的数量，主要聘用从前的顾客作为雇员。现在，她的企业每年销售的美容产品达到了3,000万美元。从某些方面来看，她成了20世纪初的企业家沃克夫人的现代版。沃克夫人依靠自己的“神奇生发水”摆脱了贫困，并成为最成功的非洲裔美国企业家和当时全球最成功的女企业家。
偶尔出现的成功故事并不意味着城市里的贫困现象是不可怕的。它的确非常可怕。在本书的读者中，很少有人愿意在贫民窟里住上一周的时间，更不用说在那里住一辈子了。尽管城市里的贫困现象非常可怕，但它可能为贫困人口和整个国家提供了一条走向繁荣的道路。在今后的50年里，巴西、中国和印度可能会变得更加富裕，创造财富的将是与全球其他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城市，而非封闭孤立的农村地区。看到较为贫穷的超大城市中实际存在的问题，然后认为人们应该返回他们原来所在的农村地区——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但是，将会拯救发展中国家的恰恰是城市，而非农村。许多贫穷国家存在着土壤质量不佳的问题，这是导致他们贫穷的原因之一。因此，它们不可能成为全球农业领域的领导者。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通常需要采用新技术，而新技术的应用又会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农业的发展不可能导致普遍的繁荣。贫穷国家农村地区的开发存在着内在的困难，因为大量地提供基础设施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贫穷的农村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了解遥远过去的窗口，千年以来，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城市是风力强劲的旋风，它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它给一些人带来了财富，也给另外一些人带来了痛苦。城市给人带来的可能是一颗子弹，但它也提供了一个让人过上更加富裕、健康与快乐生活的机会，这种机会可能来自于与全球各地的紧密联系。农村里的生活可能比贫民窟更加安全，但那是一种让世世代代永远受穷的安全。全球最贫穷地区的现状是非常可怕的。正因如此，城市必须有所作为，尤其是因为城市可以传播各国在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需要具备的知识。
大量的移民涌入城市肯定会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带来压力，这是反对发展超大城市的最为常见的论据之一。尽管新移民的涌入造成了城市原有居民道路和供水质量的下降，但新移民从几乎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地方来到了城市，他们享受到了完善的交通与公共设施带给他们的所有好处。通过阻止人们使用来维持城市基础设施优质与高效的做法是错误的。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让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这是更加合乎道义的做法。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也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从传统上来看，政府在解决城市贫困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如果并非总是足够的话——远远多于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这种情况在巴西已经存在了100多年。里约热内卢在1960年之前毕竟是巴西的首都，而且贫民窟距离巴西各界精英的官邸很近。自20世纪初开始，巴西开展了一项旨在让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更加健康的公共卫生运动。
政府发起了一场接种疫苗的活动，并最终在贫民窟里设立了学校和某些医疗保健机构。“上帝之城”是政府为改善贫民窟居民的居住条件而采取的一项举措，它为一部讲述里约热内卢贫困生活的电影提供了素材。维持治安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不过贫民窟中的犯罪起码已经被视为需要中央政府去解决的一个全国性问题。因此，一些资源被投入到改善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方面，但很难一见的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仍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
这些改善里约热内卢贫困人口生活的努力获得了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更多的贫困人口涌入了贫民窟，从而形成了城市贫困的悖论。如果政府只在城市里提供医疗保健和教育，而没有扩展到农村地区，那么这些服务将会吸引更多的贫困人口涌入到城市中来。任何试图降低某一座城市贫困水平的努力都有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更多的贫困人口受到吸引，反而会提高这座城市的贫困水平。
进步的平台
对贫民窟的脏乱感到震惊的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们自己城市的过去。这种极端的贫困和富裕在19世纪的美国城市中是很常见的现象。逃避饥饿的爱尔兰移民经常居住在贫民区里，如纽约的“地狱厨房”。它位于曼哈顿西区第34街到59街之间，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追求时尚、引导潮流的街区。曼哈顿上东区从第59街延伸至96街，位于第五大道与东河之间的区域，如今拥有一些非常昂贵的住宅房产，但在19世纪时也曾充斥着爱尔兰人的简陋棚屋。上东区兵工厂的位置显得很不协调，它的周围是耸立在公园大道旁边的高级公寓，贪图享受的士兵当初就是为了保护城市的精英们免受狂放不羁的移民的袭扰而驻扎在这里。
除了纽约之外，波士顿也被认为是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母亲城。在20世纪40年代，纽约实际接纳的爱尔兰移民要多于波士顿，但纽约的爱尔兰移民后来被来自东欧和其他地区的大量移民淹没了。在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期间，波士顿接收了大量的爱尔兰移民，但它所接收的后来成为移民主流的其他种族的移民却很少。波士顿的爱尔兰特色肯定是兴旺发达的帆船时代的产物。19世纪40年代，在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期间，前往波士顿比前往纽约更加便捷，如果不是更加便宜的话。如果你们是一个贫穷的、缺少食物的爱尔兰家庭，那么前往波士顿并在那里定居，往往是非常明智的做法。30年之后，蒸汽机代替了船帆；前往波士顿的船只大幅度减少，19世纪末的移民大量地涌向了纽约。前往波士顿的移民减少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座城市将会为美国人与爱尔兰人之间的冲突所困扰。
波士顿作为一座爱尔兰裔美国人城市的声名与一个家族——肯尼迪家族——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这个家族的故事可以说明城市的贫困是如何转化为机遇的。帕特里克•肯尼迪在1823年出生于爱尔兰的韦克斯福德县，他接受的教育很少。贫困的农村地区通常很少提供教育服务。当他出生的时候，禁止在爱尔兰提供天主教教育的规定依然在实行着。年轻时的肯尼迪在他哥哥的农场里工作，种植马铃薯和粮食。他所掌握的一项与农业无关的技能来自于一位更加靠近城市的朋友——帕特里克•巴伦。巴伦在一家酿酒厂工作，把制作酒桶的技术传授给了肯尼迪。
发生在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给肯尼迪一家惨淡经营的农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面对饥饿的威胁，帕特里克•肯尼迪跟随巴伦来到了波士顿，巴伦帮助他在东波士顿找到了一份制桶工人的工作。波士顿提供了经济机遇，因为它拥有市场，肯尼迪可以在这里向拥有资本的雇主出售他的劳动力。波士顿提供了一个成熟的酒桶市场，因为这里是交通枢纽，当然也是酿酒中心。
正如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一样，东波士顿的人口密度为贫困人口出售他们的劳动力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细菌的传播提供了方便。帕特里克•肯尼迪在一场霍乱中不幸去世。不过，肯尼迪的儿子——也叫做“帕特里克”——成长了起来。他最初在码头上干苦力，并用积攒下来的辛苦钱购买了一家酒馆。他很快拥有了第二家和第三家酒吧，并逐渐偏重于为更加富裕的波士顿本地人提供服务。通过进口威士忌，他实现了自己企业的垂直一体化。
帕特里克•肯尼迪采用了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山姆•亚当斯的模式，即把酒精与政治结合在一起。1884年，他第一次被选入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构，并多次当选为州众议员与参议员。1888年，这个来自贫穷移民家庭的儿子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他在民主党的全国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凭借着不断增加的财富，他把自己非常聪明的儿子约瑟夫送进了哈佛大学。鉴于帕特里克•肯尼迪的政治关系，他的儿子迎娶了波士顿市长约翰•F.“亲爱的菲兹”•菲兹杰拉德的漂亮女儿，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约瑟夫•肯尼迪的第一份工作是受政府指派的银行审查员，后来他接管了一家其父持有大量股份的银行。20世纪20年代，他通过基本上值得尊敬的方式在华尔街赚取了巨额的财富。同样重要的是，他适时地退出了华尔街，并找到了其他有利可图的生意，如投资房地产和进口英国烈性酒。当然，他的儿子们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王朝之一。
城市对于像帕特里克•肯尼迪这样的移民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截至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国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整个美国与此相对应的数字分别是13%和20%。正如城市给移民带来了好处一样，移民也让城市受益匪浅。波士顿非常感激肯尼迪家族，正如纽约非常感激从安德鲁•卡耐基到艾尔•乔尔森再到祖宾•梅塔等移民一样。事实上，从1891年到2009年的118年间，除了12年以外，纽约交响乐团一直依赖那些在国外出生的音乐总监。毋庸讳言，纽约文化中那些更为流行的元素也是移民的产物，如百吉饼、比萨和宫保鸡丁。
美国和它的城市从移民人才潮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德国裔美国人领导了击败德国和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贾斯特•尼米兹。苏格兰人帮助我们建立了工业，如安德鲁•卡耐基和安德鲁•梅隆。爱尔兰裔美国人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如肯尼迪家族、艾尔•史密斯和芝加哥的戴利家族。一位肯尼亚人的儿子坐进了椭圆形办公室。美国不再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而是一个由来自全球各地的人组成的集体，他们主要是在大城市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很难说美国是唯一一个让移民发了大财的国家。罗伯特•凯恩和他的家人离开贫穷的家乡爱尔兰去了利物浦，当时他还是一个孩子。长大之后，他去海边做了一名制桶工人。19世纪40年代，他在利物浦定居，并利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了一家中等规模的酿酒厂。他发了大财，他的儿子最后进入了英国国会上议院。卡洛斯•斯利姆可能是全球最富有的人，他是墨西哥城一位黎巴嫩移民的儿子，他父亲是靠一家纺织品商店起家的。正如这些以及许多不太著名的案例所证明的一样，世界各地的城市让人们从一贫如洗走向了大富大贵，也有人走到了介乎两者之间的任意一点上。
长期以来，城市里的劳动力市场为没有土地、牲畜或设备的人找到一份工作提供了方便。肯尼迪家族曾先后以劳方和资方的身份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当身无分文的帕特里克•肯尼迪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可以向拥有资本的雇主出售他的劳动力。他的儿子在年轻时也是一样，但在长大成人并积攒了资本以后，又可以转而雇用别人。资本家和工人经常被看作是敌人。他们的确是敌人，如在罢工期间。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资本提高了劳动力的收入，正是城市里的资本使得城市对穷人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城市不仅把缺少资本的工人与拥有大量资本的雇主联系在一起，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让穷人（事实上是每一个人）发现自己所拥有的原本可能永远也无法被知晓的才能。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曾经写道：“在愚昧无知的政权统治下，恩里科•费米将成为一名花匠，冯•诺依曼将成为药店里的一位收银员。”斯蒂格勒对这两位20世纪的伟人的设想是令人震惊的。幸运的是，他们两人都在大城市里长大，都具有相当优越的背景；而且，他们的数学与科学才华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人发现了。同样，波士顿以一种爱尔兰农村根本不可能有的方式让帕特里克•肯尼迪展示了自己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