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的《文赋》如何开六朝尚巧、贵妍、重声的风气？

二、“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在对文学运动规律和趋势高度把握和总结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的诗歌审美思想
　　《文赋》产生的时代，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始深入探讨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重辞采的审美思想，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也已经形成了追求“缘情”、“绮靡”的风气，故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对两晋诗风的艺术总结。

　　《文赋》强调形式美的创造，重视追求词藻华缛和对偶工整，甚至陆机的其他创作，也力求做到这样。然而，追求诗文华美形式的风气并非始于陆机，也非止于陆机。从晋初到太康，傅玄、张华、潘岳等作家基本都崇尚这种浮艳的风气。钟嵘《诗品》、刘义庆《世说新语》、《晋书·潘岳传》等典籍曾评论说张华的作品“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潘岳的诗文“烂若披锦”、“烂若舒锦”、“辞藻艳丽”。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评论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元、孙楚、挚虞、成公绥等一代人的创作说：“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这些文人的崇尚，特别是太康文风，给了陆机以极大的影响。《诗品》评潘岳的文风是“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犹浅于陆机”，而世称“陆、潘”，陆机的文风已见一斑。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说的提出更足以表明他的文学创作追求形式的完美和主观情感的抒发，要求诗歌应该具有“缘情”、“绮靡”的艺术特色。《晋书·陆机传》云：“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从前人评价已可见出陆机文风“尚巧”、贵妍”的倾向，甚至他被人称道的乐府诗也被刘熙载《艺概·诗概》赞有“金石之音，风云之气，能令读者惊心动魄。虽子建诸乐府，且不得专美于前”。从以上来看，陆机以及前后时代的广大作家，追求诗文的绮丽的总趋向是大致相同的，代表着诗歌发展的时代风尚。可贵的是，陆机能担负起文学发展的历史任务，对建安以来的文学实践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和总结，突破儒家的思想牢笼，提出崭新的文学创作理论，特别是他重视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创作的感情因素与艺术本质，明确地肯定了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文艺运动规律而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是对诗歌艺术特征的探索和发掘。因此，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又是在对文学运动规律和趋势高度把握和总结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的诗歌审美思想。文学创作是为了抒发这种因具体事物感动而产生的感情，那么，整个的创作过程当然必须以“缘情”为宗旨，以文辞绮靡华艳等艺术形式美为方法。《文赋》强调诗歌创作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即诗歌在艺术形式上要尚巧贵妍，绮靡清丽，注重音声之美。这正是魏晋以来诗歌创作上的新变化在理论上的反映。陆机要求在创作中运用文思，在构思中运意遣词，调动美的艺术方法和技巧，充分表达作者的艺术感受和情志，才能达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艺术境界，使意能称物，文能逮意；并强调讲究音声，追求文学作品的节奏韵律之美。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的韵律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则成为南朝范晔、沈约等所倡导的声律论之滥觞。但陆机也清楚地指出，文章的义理与文辞必须有机地结合、和谐地统一，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如言无真情，辞无诚意，文辞虽美，“缘情”和“绮靡”不能有机结合起来，便会出现“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幺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的情形，丧失文学作品的艺术美感和社会功用。陆机结合自己的创作活动，总结出新时代的文学精神，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艺术观点，对后世文学批评史上形成“情志并举”、“文质并重”，进一步揭示诗歌的本质属性、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诗歌理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和作用。同时，陆机通过自己的理论鼓吹和艺术实践，直接促动了南朝文学创作活动，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日臻完善，为迎接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作好了准备。　　

　陆机的《文赋》及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虽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但历来被视为促动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罪魁，如沈德潜《古诗源》指责其“先失诗人之旨”；纪昀《云林诗钞序》批评说：“……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谢榛《四溟诗话》也说：“绮靡重六朝之弊。”笔者认为，应尊重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历史的、科学的角度给《文赋》及“诗缘情而绮靡”说以公正的评价，并进而探讨该学说的积极意义及对六朝浮艳文风产生的实际影响。

　　一、“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在与儒家传统文学观念——“诗言志”的尖锐对立、斗争中形成的新的文学观念
　　从载道文学观发展为缘情文学观，经历了汉魏至六朝的漫长时期，这是文学自身的规律运动。其间“文学”一词的涵义虽几经发展变化，但诗、文总是在其范畴之内。罗根泽先生论述文学作品由言志转向言情，在社会学术因素方面主要有社会的转折、政治的倡导、经学的衰微、佛经的东渐四大原因〔１〕(pp．127-131)�。《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又系统的文学理论论文，它是特定的文学发展和历史的产物，是在同儒家旧文学观念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崭新文学观念的代表作。陆机在《文赋》中高度概括了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而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诗歌表现什么、如何表现的问题上，与儒家传统“诗言志”的文学观念形成尖锐对立和冲突，表现出战斗的积极意义。

　　在文学作品表现什么即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上，说诗者言志、言情、情志并举，诸派争执、攻讦数千年。先秦以来，儒家都主张“诗言志”，把诗视为政治道德的工具。孔子《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子路》亦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根本不把诗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对待。今文《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荀子·效儒篇》云：“诗言是其志也。”都强调了诗必须言志。其实，细细检讨汉以前的“诗言志”论，“志”虽侧重指“思想、志向、抱负”等含意，但并未否定含有“情感”的意思，而且《礼记·乐记》明显地说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孔子虽也说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但是以“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为前提的，“文”只是以“足言”为目的。虽然《礼记·乐记》和《诗大序》提到过“情”，但也是“志、情”并概，以“志”为主，强调要“发乎情，止乎理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