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先秦诸子讲故事喜欢埋汰宋国人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爱讲“宋人”的短长、喜欢以他们为嘲弄对象呢？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宋国是殷族后裔建立的，商亡之后，为了不绝其祀（战国以前，兴亡继绝是所有贵族应该遵守的原则），先立纣子武庚，武庚反，改立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号宋公，以奉殷祀。这就是宋国。其地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宋国君常常自谦地说，宋国是“亡国之遗”，其实这也是事实。失败者是弱势者，强者嘲笑弱者，仿佛是一条铁律。未庄的人们嘲笑阿Q，阿Q嘲笑王胡、小D或小尼姑也是明证。

二，宋国封爵为“公”，在周初是最高的，与之比肩的只有周公的封国——鲁，连姜尚的封国——齐，也仅仅是“侯”爵。宋国封爵高，但国势很弱（墨子就讽刺楚国攻打宋国是百万富翁偷盗破落户），春秋时老打败仗。其他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宋国又嫉妒，又看不起，嘲笑可以化解因嫉妒而产生的痛苦。

三，宋国既然是殷人之后，其它各国统治者多是周族姬姓之后，周、殷两族文化差别很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虽然，殷人受封于宋以后，政治制度上不会完全保持殷商那一套，一点变化没有，必然向周靠拢，但文化习俗上必然保留许多殷族的东西。孔子晚年做梦“奠于两楹之间”，说这是殷人习俗，自己是殷人之后，恐怕寿数不多了，可见当时殷人还是有许多不同于周人的习俗的。这就会令宋国四周许多姬姓诸侯国的统治者和人民看不惯（如阿Q鄙薄城里人把“长凳”称之为“条凳”；煎大头鱼不放半寸长的葱叶，放“葱丝”等），被看作是异类。宋国人自然会受到周族人的嘲笑。殷族人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可笑的，于是后代说到愚人闹的笑话，常以宋人为模特。

四，从西周进入春秋之世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频繁，政治力量重组，原有的贵族制度解体，贵族社会的游戏规则也逐渐消失。奇怪的是国力中下的宋国却还保留许多不适于竞争贵族的礼仪制度。如宋襄公在与楚国作战时“不鼓不成列”（对方不排好队列，自己不进攻）“不杀二毛”（不杀年老的军人）等等做法就属于贵族战争的游戏规则，春秋时代已经不被理解。
战国中期以后的先秦诸子散文中，越来越多地通过完整的故事来表达观点，这些含义深刻的小故事则是今天所称的中国古代寓言，它包含了很多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宋国作为一个东周列国中不很大的国家，在寓言故事中却频频出现，而且极具代表性，本文将透过先秦诸子寓言这一镜相窥探宋国的形象，并试图解释这一形象形成背后的原因。
一、先秦寓言和它的镜相特征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籍外论之。”郭象的《庄子注》解释为“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言出于己，俗不多受，故借外耳。”这种说法基本上为后来的注家和学者接受。“寓言十九”道出了寓言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作用——取信于人。这意味着先秦寓言和现代意义上的寓言不同，它并非独立的文学作品，而是紧紧依附于理论部分的论据。东周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引用故事是诸子百家讲学论道，游客策士陈情说理的有效手段，今天所见的先秦寓言即由此而来，它的功用在于提高语言的生动性、加强思想的说服力，以辩倒论敌、说服人主，为争鸣或游说服务。 先秦寓言的功用直接决定了它的取材。诸子散文中寓言的材料来源主要有3种：原创故事、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在西方传统的寓言，也就是现代意义上寓言中，原创故事占大多数，且主人公通常由动物担当，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原创的动物故事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先秦寓言则截然不同，多从后两种故事中取材，且以人为本，身份确凿是其一大特色：决大多数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人，而其中又以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为多。即使是无名可考的民间人物，也不象外国寓言中直接用农夫、渔人、父子等字样简单带过，几乎每个人物都说明了国籍。这一特点反映出先秦寓言的实用性：在说服力上，身边的甚至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无疑比虚构的故事更胜一筹；而历史上关乎国家大事底经验教训更是游说的主要对象各国君主们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先秦寓言与当时的状况以及更早以前的历史都息息相关，也必有所反映。功利的目的还要求作者在引用故事为论据时，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心理。一方面，故事的人物和他的行为要有典型性和震撼力，方可使读者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故事要符合读者的认知。在叙述一个国家的故事时，如其中的情节和读者对该国的印象相距过大，就很难使人信服和理解。这两方面意味着先秦寓言作为一种历史的镜相，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先秦寓言中的人物和故事是经过加工的，在表现作者立意的情节上有所夸张和强化，使之戏剧色彩更浓，一些故事素材取自当时各国的史书，就更是二次加工的结果。因而寓言中的具体历史事件是不足为信的。第二，寓言中隐含了当时人们对事物的基本观念，就好象动物寓言中狐狸总是狡猾的象征，人物故事也一样，不同国籍不同职业的人也会有特殊的概念化的形象。在这点上，先秦寓言对历史的反映比专门记述历史经过的史书更为直接。
二、先秦寓言中的宋人 宋国是先秦寓言中出现次数较多的国家之一，在寓言集中的《孟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里，都有宋国人的形象出现。寓言中的人物形象以论证方式来分，主要是正面教材和反面教材两种，反面教材中又主要有奸人和愚人两种。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语言故事中大多作为反面教材出现，且不是奸人而是愚人。 宋国的愚人主要有下面两种类型： 一是迂腐机械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重带自束”中的宋人望文生义,看到古书上“绅之束之”的字样,便用双重腰带捆缠自己的腰,而不知“绅”是名词,是用来记言记事的腰带,相当于今天的笔记本。再如《战国策·魏三》“宋人名母”中的宋国学子,三年学满归来,直呼母名。他不但不知此举迂腐不敬，反理直气壮地说：“吾所贤者，无过尧舜，尧舜名；吾所大者，无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贤不过尧舜，母大不过天地，是以名母也。” 二是莽撞无知者：《孟子·公孙丑上》“揠苗助长”中的宋人置客观规律于不顾,急于求成而适得其反；《韩非子·五蠹》中“守株待兔”的宋农夫因偶然得到一只撞死的兔子,便荒废田业,守在树下等待再来撞死的兔子。 以上所举的是民间故事中的愚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历史上的著名愚人，宋襄公。他在泓水之战中一意孤行，坚持君子所谓的“仁义”以致错失了战机。宋国愚人的两种特质都从他身上体现出来。 另有一类宋人，他们的行为还不至于愚蠢，但也绝对不明智。如《庄子·逍遥游》“不龟手药”中的宋人有祖传的制药秘方,可使手保持不龟裂，但他只靠此要世世代代仍以漂洗丝絮为业,而一个客人购此秘方后则将之献给吴王，结果得到了封赏。这一类的人在寓言中往往被作为对比的对象，实际上也是以愚者的形象出现。 宋国虽然愚人众多，但有一类先秦寓言中常见的愚人宋国却几乎没有，就是自作聪明，弄巧成拙的人。寓言中的宋国愚人蠢的很单纯，不但和手段毫不沾边，有一些甚至给人以淳朴善良的印象。宋国并不是没有聪明人，戴欢和子罕是寓言中提及的聪明人，这两人都出现与《韩非子·外储说》中，但作为极少数的聪明人，他们的身份却颇耐人寻味。在“诡使”一节中，太宰戴欢巧安眼线，树立了威望，可在另一个故事中，他同皇喜争权，导致了皇喜弑君夺位的后果。子罕在“不受玉”和“夺位”的故事中体现了他的远见和权术，而故事的最后却是他篡夺了宋桓侯的君位。简言之，这两人从宋国角度来说，都可以划入乱臣贼子的范畴，因此，他们的聪明是和宋国相背离的。
相对与聪明的诡计，宋人似乎更愿意追求愚蠢的仁义。宋人对仁义、慈爱的执着在寓言中亦有体现。宋襄公的故事已是一个例证，此外，《韩非子·内储说》中的宋崇门巷人，由于服丧而消瘦，被国君认为是慈爱的典范，而举为官师。随后，很多人效仿，以致骨瘦如柴者到处都是。综上所述，宋人在诸子寓言中是几乎完全被愚化的形象。实际上，愚蠢是寓言中强化夸大的内容，是作者特意要留给读者的印象。但作者认为愚蠢的原因则是相对可靠真实的。剥离开寓意和作者自己的观点，可以单独从故事中看到宋的一些特性：民风淳朴，有注重仁义的道德传统，但却迂腐守旧、不知变通。
三、宋国何以多愚人 前面提及的诸子散文都成于战国的中期以后，年代最早的《孟子》也是公元前300年左右的作品，至于《吕氏春秋》、《韩非子》就更是在战国末年才成书。而宋国公元前286年被齐所灭，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它处于衰微并最终灭亡的阶段。从一个不治而亡的国家身上寻找前车之鉴，吸取教训提出更合理的治国策略，这正是诸子百家探讨专注的问题，因此宋无疑是一个合适的对象。亡国的失败者在寓言故事中被愚化，这种现象并不单单体现在宋国身上。这点从成篇最晚的《韩非子》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较之以前，愚人的国籍丰富化了，除宋之外，郑人、卫人、鲁人、齐人、楚人等都被编排进了愚人故事。其中郑、卫、鲁3国分别在公元前375、254和256年灭亡，而齐在灭宋后，被五国合纵攻打，也迅速衰弱。可见，亡国者的卑微形象是宋国人被嘲弄的一大原因。但是，同为亡国者，宋国在先秦寓言中作为反面教材似乎更由来以久，形象也更为突出，甚至比早亡于其近百年的郑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宋的失败者形象早在它灭亡的几百年前，宋襄公争霸失败时就已经形成，而且深入人心。宋襄公不听劝告，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争霸，并为了坚持“仁义”而败，他所表现出的莽撞、迂腐，恰恰是寓言故事中宋人的形象相符，虽然很难说两者间存在多大的联系，但至少也不是巧合，可以想象争霸作为一件超出宋国国界，关乎整个中原的大事，它的失败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国际性的，足以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宋产生一种典型化的认知。需要一提的是，正式地在文章中嘲讽襄公之仁，仍始于韩非。《韩非子·外储说》中的泓水之战基本上来自于《左传》，唯一不同的是，韩非把襄公死亡的时间从“次年”改为了三日后，这一点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强化了“亲仁义之祸”，使故事的说服力增强，这和韩非反对无用的仁义，强调策略实用性的法家思想有关。
另外，地域文化的差异也影响着人们对宋国等国家的认知。愚人多产的宋、卫、鲁、齐四国都地处黄河下游地区，在上古的文化区域中，属于东夷文化的区域，在这一地区居住着本是殷商、虞夏等族的后人，文化习俗和位置更西的韩、赵、魏、秦有差异。而楚国在东周时代，也始终没有摆脱南蛮的形象，仍为中原诸过看作异类。宋国原是商王纣之兄微子启的封地，国内保存了殷商的不少风俗，在战国后期的诸子作品中，还能看到以“商”称宋的用法，可知当时宋乃前朝后裔的特殊性在人们心里并没有因为周室衰微、割据四起而淡化。反之，在那样一个急于破旧立新的时期，代表了前王朝的宋，被视为迂腐守旧，不知变通亦不足为奇。

首先，题主的问题是成立的。先秦诸子的文学作品大部分的嘲讽对象都集中在宋、卫、楚等几个国家。楚为南蛮暂且不论，但宋卫都靠近中原，文明程度已经很高，却仍频频遭受嘲讽。我个人总结了以下两点原因，本科生学识浅薄，望知乎诸公不吝赐教。

民间意识形态的冲突——宗周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又一次“伐纣”。

先贤著作中的很多寓言其实来自民间传说，为何普通民人都要抓住宋人的糗事说个不停呢？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宋为殷商之后微子的封国，是以当时宋人仍多以商人自居，保留了大量殷商的的礼仪，如好占卜信鬼神等，始终游离于姬周主流文化之外，这就与其它姬姓国显得格格不入。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私以为原因在于周代是诸夏文明从部落联盟组织形式向大一统中央集权组织形式过度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宋作为商的继承者，仍抱有传统的思想，即周虽然在军事上赢了他们，但仍不过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商依然存在，仅仅是身份不再是首领了而已。举个例子，这就像是后来的春秋争霸战争，你赢了你是霸主，但我输了我也没必要都一切依你。

这一观念不仅存在于商人心中，西周初立时，周人亦然。《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周公既成成王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不仅如此，还申明商宋“于周为客”，不纳粟。这一切都说明了在西周初期，不管是宗周还是商宋都还是遵循着传统的部落联盟这一组织形式。

但是，随着宗周势力的不断壮大和地区之间交流的日趋紧密，姬周文化逐渐成为主流，大一统成为历史的趋势。理所当然的，商宋文化原本被尊重的独立性就不断受到挑战和侵蚀，最终沦为“迂腐丑陋的落后文化”而饱受诟病。

需要说明的是，殷商和西周的实力是缓慢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并非印象中一个牧野之战就代表着殷商势力的消亡。实际上西周代表着华夏新兴的西方势力，商周代表着传统的东方势力，两方势力的博弈的同时伴随着华夏文明的中心从黄河下游向黄河上游的迁移。

再举个例子，就类似于我们偶尔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会觉得他们生活习惯很特别有趣，但是一旦长期生活就会觉得不自在。同时，当两种文化处于平等地位的时候，这种不自在只会停留在“我们是不同的”这个心理层面，而一旦两种文化在人们心目中有了高下之分的时候，这种不自在就会发展到“抨击”、“嘲讽”这一层面了。商宋沦落到不受待见的过程大致类似于此。

先贤们现实的需要——不听我的话，你也变那样。

商宋原本是一等国，但由于国君的无能和内乱的频仍，日渐衰弱，以至于最终灭亡，更不用提宋襄公争霸闹的那出“国际乌龙”。这就符合春秋战国时先贤们想要借此讽谏统治者以此推行自己主张的心情。说白了，宋国当时就是以别人家的坏孩子，大家都喜欢有事没事拿出来说道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