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跟友人闲聊时,说起“苗疆”在哪儿的话题。一友人脱口而出道:“就是苗族聚居地吧。”我于是追问:“苗族聚居地在哪儿?”哑火。
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武侠小说里形容的“苗疆”,确指某个或某些地方,也不能跟“苗族聚居地”画等号。
而且,仅就“苗族聚居地”而言,今天跟共和国成立以前,也是有所不同的;更别说对比武侠小说幻化的“古代”了。
不同源自两方面:
第一是根本性的——苗族的定义,也就是苗族指什么、指谁?指向或说定义不同,聚居地也自然就不同了。
第二是地域性的——无论怎样定义,苗族作为一个民族,其所定居、聚居的地域,在历史上也是有调整和改变的。及至今天,苗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在“少数民族”当中,属于“多地聚居”的“较大者”。即:苗族从人口来讲,属于比较“大”的少数民族,且聚居地并不似其他“大小”可比的少数民族那样相对集中。
今天来说,苗族在湖南、贵州、四川都有聚居地,甚至在云南、湖北的一些地方,也有苗族。他们在本民族内部,有着不同的、或许牵连紧密也或许牵连不怎么紧密的分支,彼此的聚居地并不都“接壤”,甚至有的还相距遥远。
很显然,这些未必接壤甚至可能相距遥远的区域,不能套概念地被认作是“苗疆”。
说“苗疆”,先得说“苗”。
如同上面讲的苗疆不能跟苗族聚居地画等号一样,“苗”作为对种群的称谓,其含义,也不同于今天说的“苗族”。
我国古代,尤其上古至中古(夏商至隋唐),中心政权直接管理的区域大小不一,但一般都以“中原”和“关中”为核心。所谓中原,往大里说,概指以今河南省及周边的河北中部南部、安徽西部北部、山东中西部、湖北长江汉江以北地区,往小里说,就指河南省大部(南部除外);而所谓“关中”,指的是对应“中原”的“河西”部分,即今陕西省秦岭以北、黄土高原以南的平原、类平原区域。
由“中原”、“关中”构成的中心地带以外,不同朝代、同一朝代不同时期,管理模式不同,但对相对边缘的当时的少数民族(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汉化”、融合,今天已属汉族),却有着相对“稳定”的防备和带有轻蔑、歧视色彩的称谓。
上古时期(商周)在称谓上,是说“东夷、西翟、南蛮、北胡”。即中心地带以东(多涉及沿海地区)称“夷”;以西称“翟”(又作“狄”或“戎”);以南称“蛮”或“苗”;以北称“胡”。其中北、西两个方向上,称谓常混用,而对于南面,叫法相对固定;东南地区,因处在“夷”和“蛮”交界,也称“蛮夷”。
有说法称,“蛮”和“苗”,在古字里“相通”,在称谓族群时可互为替代。要是这说法靠谱,那就可以认为,“苗”和“蛮”相近,是对中心地带(称“中原”、“中国”)以南的少数族群的通称。如果把这个定义之下的“苗人”作为祖先,衍变至今,应该囊括了包括汉族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南、东南、西南的民族。
在由上古到中古的过渡阶段(两汉、魏晋),中原集权衰落,加上北方游牧民族轮番“入主中原”(五胡乱华)、汉族南迁(南朝)等多重原因,中原文化向南传播,很多曾经的“化外之地”,逐渐与南迁的汉族融合、共生;也有些汲取了中原文化,自我强大;广大的南方区域,出现了新的族群分化,开始有了相对“教化”的“苗”、“冥顽不化”的“苗蛮”、“百夷”、“百越”。地域上,“苗”更多是在汉族统治区域边缘相对平坦、富足地方;“苗蛮”则主要生活在相同或相近区域中崇山峻岭、艰险贫瘠之地;“百夷”主要指今云南省靠近贵州四川的部分和广西临云南部分;“百越”则指今“两广”大部和闽南地区。
中古繁盛期(唐宋),是“粟作文明”向“稻作文明”的转型期,中心政权的管理范围扩大,人文影响深远,曾经跟汉族“共生”的“教化的苗”,几乎完全融入;而同时,曾经的“苗蛮”,则迫于生存压力,或“向心”地靠拢被汉族“同化”的本族,或与“百夷”、“百越”竞争、共生,形成今天西南中南少数民族集群的前身。
相比较而言,这样的“苗蛮”,还是比更“化外”的“百越”、“百夷”们,多受了些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有限的)先进性,故而在竞争中显示强势,在共生中占据主流。武侠小说所主要涉及的年代,大约最早始于这个阶段。
随着历史发展,到近古(元明清),聚居于交通阻隔严重地域的“苗蛮”,又分化成诸多族群;其中一部分,是今天苗族的前身,也有相当一部分形成了另外的民族。提到“苗疆”的武侠小说所涉及的年代,通常比较晚的,便指向这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