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循环论的意义

关于发展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循环论把事物发展看成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总是从一点出发再回到出发点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循环论古已有之。《周易·爻辞》的“无平不陡，无往不复”，《老子》的“逝日远，远日返”等都有浓厚的循环论色彩。赫拉克利特的“火变金,金变水，水变土”而又“土变水、水变金、金变火”是循环论的典型。历史循环论是循环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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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它把社会看成是个封闭的循环圈，反对社会进步、社会革命。战国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就是这种历史循环论的典型代表。循环论是反动阶级、复辟倒退势力的理论工具。
循环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相对立的。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会出现某些重复，但这绝不是原来事物的简单循环，而是对旧质的扬弃，在高一级基础上的重复；不是简单的循环圆圈，而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循环论只承认事物发展的曲折性，而否认事物发展的前进性，结果把事物的螺旋式上升运动变成了周
而复始的循环，把事物的发展变化歪曲成毫无内容的空洞过程。(共450字)
「内容提要」本文力图通过梳理精英转换问题的理论脉络，来把握研究者们的思路，从而指出精英转换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的疏漏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目前国内外有关精英转换的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非正式制度的缺席；二是嵌入性的把握不足；三是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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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英/市场转型/非正式制度

在社会主义国家由再分配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失以及转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型对利益关系和分层结构的影响，会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中的精英转换上，即精英的形成和继替的模式上。[1]对此，国内外研究者们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精英是循环的；另一种看法认为精英是再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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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争辩的焦点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权力授权关系和市场交换关系这两种突现在外的资源配置机制自然成为学者们理论指向的重点。综观国内外有关精英转换问题的探讨，绝大多是在“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的正式制度的框架内争辩不休。比如，精英转换到底是权力授予关系在起作用，还是市场交换关系作用占主导？是权力授予关系支配下的市场交换关系在产生影响，或是市场交换关系一时没有将权力授予关系完全赶走而使权力授予关系依旧在发挥作用？这些争辩的焦点实质上是围绕着精英是循环还是再生产的问题而展开的。

（一）精英循环理论

1.问题的缘起。精英循环理论主张，“在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1]主要获益者将是那些转型之初处于劣势地位的人。这种观点最早是由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家撒列尼提出的。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匈牙利，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从事私有家庭农场经营并获利的，是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党集体化政策剥夺的家庭的后代，而不是已经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2]他的这一观点被人们称为“被中断的资产阶级理论”。

他坚信，再分配经济中的阶级不平等，将在市场经济出现时得到削弱，因为再分配权力再不能阻碍人们自由地进入市场，为个人谋福利。但是1996年苏东和中国的现实对他的预言提出了挑战。在改革的初期，不平等略有下降之后，新的不平等又出现了，全社会的不平等也加剧了。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矛盾，撒列尼提出了他的“市场渗透和扩张阶段论”。他按照市场渗入由浅入深的渐进程度把市场转型分为三个阶段：地方商品市场阶段、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和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阶段。处在不同的阶段，不平等具有不同的内涵。[3]（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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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对于撒列尼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倪志伟认为，尽管他证明了从再分配向市场的交换关系的转变使直接生产者从中受益，但是他这种描述分析没有能区分农村和城市经济内的再分配者和生产者，而且，也没有能够阐明其所预言的权力和特权转移的本质过程。[4]（P28）作为对撒列尼观点的延伸和修正，他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4]（P29）其中重要的分析工具是三个命题和两个一般性假设。其中，市场权力命题认为市场转型将使权力从再分配官僚转移到从事市场交换的直接生产者手中。市场刺激命题认为，由于市场转型使直接生产者在市场中获得了处置自己的产品和劳动力的自主权，从而激发了其生产的积极性。市场机会命题认为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为人们提供了不同于再分配体制下的向上流动的机会结构。而权力贬值假设和人力资本升值假设则是根据前三个命题延伸出来的十个需要验证的假设中重点提及的两个假设，即，市场转型将导致政治权力经济回报的降低和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的提高。倪志伟用于检验这两大假设的是中国1985年福建省30个自然村624户的抽样调查。

随后，在1991年倪志伟又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提出局部改革的论点。他强调在改革还没有进行到底的时候，再分配经济体制仍会发挥作用，当然政治权力在这一时期也会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回报。但是当全面的改革完成之际，市场转型理论所预示的精英循环模式就会最后出现。

不难看出，撒列尼和倪志伟这种精英循环的观点是在卡尔·波兰尼的名著《伟大的转折》中对人类经济生产方式所做出的三个理想类型划分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由于他们要分析的是从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而只就这两种经济中社会分层机制做出了比较研究，试图对社会主义国家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做一概括性描述。尤其是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虽然分析的是中国福建农村地区1985年户收入的结构，但理论的指向却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分层体系发生变化的规律性问题，[3]（P33）从而将卡尔·波兰尼和撒列尼对再分配经济的分析逻辑扩展到了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4]（P35）这在学术界开辟了一个博大的讨论空间。

（二）精英再生产理论

作为对精英循环理论的批判，精英再生产理论认为，市场改革最主要的受益者并不是那些在旧体制中的被剥夺者，而是那些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5]（P62）

1.罗纳塔斯的观点。对市场转型理论首先公开质疑的是政治学家阿考斯·罗纳塔斯。他首先肯定了倪志伟关于人力资本升值假设的判断，但是他进一步指出，市场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因素的介入并不排斥原干部在这一过程中仍然保持其优势地位，与此观点相类似的观点都被称为技术官僚持续论。

罗纳塔斯的又一论点是权力变型论。他认为，1989年的匈牙利的社会事实与精英循环理论是相悖的，转型过程中精英主体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不同的不过是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而已，而这主要是因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变型。[5]（P23）一次是拥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在社会主义权力结构中建立了深厚的社会网络，在匈牙利社会发生剧变后，再分配者可以失去权力，但并没有失去这些社会资源。另一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昔日官僚借助这些社会网络关系，将公有资产便利地转化为私有资产，而成为首批私有资产的占有者。[5]（P70）可以说，这一论点倾注了罗纳塔斯对市场转型中非制度因素的特殊关怀。

2.边燕杰和罗根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基于不同的国家有其特殊的制度背景这一事实，边燕杰和罗根对市场转型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权力持续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对中国社会地位的确定和测量，必须考虑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而不能依赖从别国的实际衍生出来的所谓“通用指标”。而倪志伟的精英循环的观点就忽视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中国的改革是以两大制度未动摇为社会背景的。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改变，城市单位制没有根本改变。而这两种制度的持续存在和发生作用使政治权力继续对资源进行控制和分配以达到了权力的维系。同时，他们指出1988年和1993年的调查资料表明，不平等在改革之初确实有下降的趋势，但这并不是撒列尼所说的市场的作用，而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初期有意对低收入者给予补助从而获得他们对改革的支持的结果。当市场改革全面深入以后，社会不平等将会拉大，因为，原来握有权力或处于优越地位的人从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6]在此，边燕杰和罗根终于将精英转换的问题真正拉回到中国的社会背景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其理论判断的依据却只限定在1988年到1993年中国改革的这一有限阶段，不能不说他们的理论对中国改革的纵深阶段的解释还是存在一定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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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的本土化延续

将精英转换，即“精英是循环还是再生产”这个问题真正的本土化，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理论尝试。国内社会学界主要有这几种观点。

王汉生在研究中引入了社区工业化水平与集体化程度两个重要的变量。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她发现，在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农村社区精英的变化由原来权力精英的变异（分化）、新旧精英的更替以及精英转换这三个过程交织在一起。精英循环在“高工业化—低集体化”（如温州）这种类型的社区里较显著，精英再生产则更显著地发生在“高工业化—高集体化”（如苏南）这种类型的社区里。也就是说，单纯的讨论精英是循环还是再生产是无意义的，只有放在中国大的制度背景中，通过“集体化程度和工业化程度”这两个维度来考察才能准确地加以把握。

而宋时歌的“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的提法也是引人注目的。[7]他不仅认为罗纳塔斯的“侵蚀”和“转型”阶段的划分对中国的现实缺乏解释力，而且批评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所依据的数据指标是不科学的。他认为中国不能用“侵蚀阶段”和“转型阶段”来描述。中国的现实是政治上是稳定的、政权是连续的，同时经济的市场化也在迅速发展、扩大，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存在那种泾渭分明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市场转型并不是由市场或其它的什么力量在推动或控制的，干部有能力将再分配权力转化为新环境下的新形式。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给出了精英转换问题在中国的一种全新的解释：精英再生将是中国的主要潮流，而精英循环则是特殊时期的现象。这个特殊时期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改革早期的干部权力向市场转换过程中一个短暂的不适应的延迟期而造成的干部权力真空，随着这个延迟期的结束，新兴的经济精英将越来越多地来自干部群体。

孙立平则用一个虚构的“不拉空”的个案提出了他的总体性资本的概念，[8]以修正撒列尼等人的资本转换的观点。在撒列尼等人的理论中不同类型的资本是相对独立的，同时是可以转换的。这就决定了政体断裂造成了政治资本操纵其他资本的能力下降，从而产生新的社会精英的现象，即精英循环论。但中国市场转型的现实是：政体、权力和意识形态都是连续的。也就是说政治权力资本一直保持着对其他资本的控制力，这使社会中的资本越来越以一种不分化的总体性的资本形式沉淀下来，而导致总体性的精英集团的形成，随之产生的是一个几乎排除在社会结构之外的底层社会，[9]这使精英失去了发生循环的资本基础。而就整个市场转型研究框架而言，他认为，研究者们宏观制度框架给予了过分关注，而忽视了微观分析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应该引入一种实践的研究策略以期综合现有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市场转型及其精英转换问题是有很大启发意义的。

二、凸显出来的问题

市场转型理论是庞大的，我们无力纵览整个体系，根据本文的需要我们只能尽力追踪精英转换这一逻辑脉络，以延伸我们的观点，同时，我们也无意于对理论争辩求得一个统一解，但是，对理论分歧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从凸显出来的问题中找到有价值的研究空间。我们的发现是：

（一）非正式制度的缺席

精英转化问题的实质在于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利益群体的变化。这里，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是关键。按照卡尔·波兰尼对人类经济生产方式的划分，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也应该存在着三种类型：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这在学术界已得到认同；并且认为权力授予关系和市场交换关系属于正式制度安排机制，而社会关系网络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机制。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设计和供给的一系列规则，如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它们是具有一定强制力，突现在外的制度规范。而非正式制度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由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因素组成。合理的制度分析必定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效统一。

诚然，将精英转换的问题置于正式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理想类型的比较研究，可以使问题简单明了，但非制度性因素的缺席对于研究本身而言显然是不完整的。因为，社会关系网络这种非制度性因素和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这两种正式制度因素在任何社会都是并存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环境里，也就是说在权力授予关系中渗入了市场交换关系，而在市场交换关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社会关系网络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作用必定是显著的。

那么，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在哪里呢？撒列尼曾补充指出：尽管干部不太可能从事家庭农业，但是他们的家庭农业产出高于其他人，而且干部更容易进入高度集约化的生产市场并从干部身份中获益。[5]（P70）这种自圆其说如果不能对他前面的论述构成否定的话，那么一定有种制度外的东西在起作用。罗纳塔斯认为是干部在利用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发生剧变的时候迅速地将权力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这一结论是在社会进行“休克疗法”中得出的。也许这并不适用于解释没有完全私有化的中国，但他的视角却给了我们某种提示：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是存在的。我们再看孙立平总体性资本的分析，可以说这种分析抓住了我国社会形态的本质，但仔细剖析这种总体性资本形成的内在逻辑，我们似乎看到的是社会关系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的的影子。比如，在他的论述中，从恢复高考到双轨制背景下的“官倒”，再到“第三梯队”的选拔，无不显现着由父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先赋型关系网络以及由此而逐渐建构出来的各种自致型关系网络的作用，其论述更关注总体性资本这一结果，对结果形成的机制则有所忽视。或者说他借用制度分析得出的结论只是没能明确指出这一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罢了。

（二）嵌入性的把握不足

实际上，这一点和上一点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新制度主义范式，它是对集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批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既不会像集权主义范式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也不会是现代化范式所预言的那样将要和资本主义相趋同。它是以经济行为是嵌入于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一假设为基础的。但是，我们认为，国内外围绕市场转型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从卡尔·波兰尼那儿领回来这种嵌入性的概念后，没有能很好地运用它。

可以说在卡尔·波兰尼提出嵌入性这一概念后，真正将它系统化理论化的是美国的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他提出的嵌入性的概念是一种弱嵌入性概念。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承认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中，另一方面它还强调经济过程的自主性。这种主张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超越了“结构——行动”的二元划分。可精英转换的研究虽然运用的是新制度主义范式，但我们认为分析大多陷入了一种结构主义的困境。前面的逻辑梳理已经让我们看到，精英转换研究似乎更接近于一种强嵌入性概念，即，经济行为完全受制于制度或社会关系的宰制。大家越来越关注的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特殊的制度安排这种宏观的制约因素，这无可厚非，但精英自己的能动性在哪里？这种结构主义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或是人们反思、监督、定义和决策的能力。只要求行动者各尽其责就够了。但结构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并不能把人变成机器人或者愚人。结构既为人所制约，同时也在人们利用这种结构时再生产出这种结构。结构内在于互动者的日常生活中并由这些日常生活再生产。[10]虽然，孙立平的实践社会学主张在实践的策略下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并主张要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关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诸多个体以及把握实践状态中的社会运动过程，但他关注的个体是在中国社会中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问题是，单单就精英转换这一问题而言，精英在由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中，权力和特权的制度基础发生转移这一结构限制下，如何发挥其个体的能动性，以使我们的研究主题在格氏的弱嵌入性概念中体现得更为彻底。

（三）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忽视

在精英转换问题的探讨中，国外学者大多要么是以农村为研究基地，要么是笼统地把问题指向整个社会。虽然，倪志伟明确批评了撒列尼没有区分城市和农村中再分配者和生产者，但他的思路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之后的研究大多是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成一个均衡的整体。无形中我国学者对此的批判也就建立在这一分析框架内了。可是他们忽视了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城乡二元结构。这是我们必须在任何本土研究中都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空间场域中，无论是从国家政策上来看，还是从个体的行为策略上来看，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首先，从制度结构上来看，城市始终是国家发展和控制的中心，而国家权力对农村的控制则是波动的。虽然，自1949年开始，尤其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共产党代表国家牢牢地控制了农村（直至自然村）。使农民基本上处于一种“原子化”的受制状态。但1978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则使农民逐渐从这一桎梏中走了出来。这一变迁的过程虽然没有使中国农村社会变为一种由市场所支配的社会，但最起码再分配权力是已经不能完全主宰人们的生活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这种现象也看成一种农村政体的断裂？如果是，那必然存在着与国外社会以及中国城市空间场域不同的精英转换的规律和实质。

同时，在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空间场域中存在着不同个体的行为策略。从社会学前辈那里我们可以借用很多关于社会形态的经典划分，如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腾尼斯的社区和社会，费孝通的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等等，从他们的描述中我们不仅能够把握社会变迁的不同阶段，而且，也能够把它运用在中国城乡差异的比较之中。机械团结、社区和礼俗社会可以刻画农村社会的生活形态，而有机团结、社会和法理社会则用来说明城市生活形态。在这两种生活形态中，人们的行为策略是不同的，这必然使精英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因所使用的行为策略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转换结果。

这些都表明，精英转换问题在中国不分别讨论城市和农村两个空间场域中的变化，显然是不合理的。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在探讨农村社区的精英转换问题，但大多没有在市场转型的框架内专门探讨，也没有有意地在与城市精英转换问题的比较的视野内进行研究。这一方面不利于和主流研究形成对话和交流，另一方面也使这一问题的本土研究存在一定疏漏。

作为对上面三个方面思路的理论延伸，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在与国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我国城市制度方面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我国农村精英的转换如何受制度结构的影响？在更能反映中国本来的农村空间场域中，社会关系网络这一非正式资源配置机制的作用何在？农村精英如何在这一非正式制度的空间内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将使我们能更为清晰地把握转型时期农村社会中利益群体之间的边界，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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