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商人鲍士臣是哪个年代的人？请说的具体一些。谢谢。

清朝乾嘉年间。
棠樾鲍志道二十岁在扬州佐人业盐，后以积薪独立业盐，获巨利，并出任两淮盐业总商。棠樾鲍士臣，先贫，鬻田庐业商，轻财重义，“四方之人，闻士臣至，争先鬻其货，士臣由是能蓄其财，悉偿先人逋负，而赎归其田庐”。
鲍士臣，字汝良，棠樾人，家贫走鄱阳，困于旅舍，为主人所雇而事舂臼，有客投宿未曙去，遗囊金于门，士臣见之持告主人，待客至而还之，客载拜并酬以金，士臣不受。晚岁携子归里，有故人为父赎罪，托士臣带上金银以纳诸官，渡洞庭狂风大作，士臣喟然谓子日，“吾与尔死，此命也；恨受人之托，而不能终其事，使其亲仍陷于罪，奈何?"已而士臣舟竞无恙。
《歙事闲谭》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文载：歙商鲍士臣某日拾遗金交主人以归还失主，失主拜谢酬以金，不受。于是，主人更加器重他，到处赞扬他。“其后纳交者日众，或贷 金于 先生而薄其子钱，先生始得时货之有无，兴贩四方。四方之人，闻先生至，争先鬻其货。”
歙县棠樾人鲍士臣，5岁失母，甫冠丧父，贫无所依，徒步去鄱阳经商，到一旅舍已经资用乏绝，只得为旅舍主人舂米度日子。一天，有客投宿该店，未等天明即离店而去，结果把钱袋丢在门边，鲍士臣早起如厕捡到，但困厄之中的他没有昧下此钱，而是告诉店主人，等客人寻来还给他。果然不久，失钱旅客寻返，鲍如数归之，并不受谢金。店主由此看重鲍士臣，当地人也闻其名，从而借钱给经商，他也因此而起家。
天理是明儒的最高理念，徽商“蹈道守礼”，旨在求得符合天理。歙商鲍士臣兴贩四方，以义制利，对人乐善好施，对己以勤俭自处，尝曰：“傥来之物，侈用之是谓暴天，吝用之亦为违天，惟其当而已矣。”
徽商追求儒士之风雅还可以从聚古敛藏上得以验证。明清时期尤其清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而加强思想控制，士人为避其害而躲入故纸堆、遗迹遗物中去考证历史，从而兴起一股复古之风。“汉族文人不满清政府的文化钳制政策，维护现有的文化底色，抵制民族压迫和欺凌，同时出于对明政权覆亡的反思，许多人认为祸根在于明末对传统文化的反叛。鉴于此，清人有一种明显的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这种心理与当时整个时代环境相汇合，造成了清王朝持久而深入的一股复古潮流，文化风气由明末趋新陡然一变为尚故。”由此，自宋代开考古之端，历经元明，至清民间聚古敛藏之风大盛。“不管何朝何代，不管何种风格，或古朴，或典雅，或斑斓，只要来自古人，都受到清人的青睐和崇拜。”
徽商余暇之际，博览群书，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同时也客观上增强了他的市场经营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商人都是不识诗书、只知逐蝇头狡狎低俗之人。徽商好读书喜交友，喜好琴棋书画，精通音律，谈史论诗，追求高品位生活，自是令人刮目相看。徽商余光徽，“嗜学筹算，余闲恒坐书城”，长久以往，其见识风度自是过人。他曾手书谕其子说：“为学当修养身心，艺术为次。明清时期，不少徽商著有文集诗录，喜好收藏交友，聚会品题书画，“歙县自宋、元、明讫咸、同之乱，以居万山之中，藏书籍字画古今名迹，胜于江浙诸省，风俗以经商各省通邑，士人寄籍，恒多与同人博士交游，文艺亦有根柢。”这在中国商人史上是较少见的。徽商贾而好儒，提倡“义利并重”、“以义为利”、“诚信为本”等经营理念，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徽商好儒，重视教育，积极靠近官府，特别徽商子弟科举入仕，扩大了商人在封建官场上的影响，从而使商人社会地位得以不断提高。另外，不少官僚士人纷纷经商，这样官商逐渐一体化。在很多徽商那里，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缙绅。”这也从侧面说明商人的社会地位在明清时期得到较大的提高。同时，徽商积极地与官僚士大夫交往，也扩大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不过，官商一体、士商合流却促进了徽商的封建化。而封建性是徽商最终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不少徽商经营之余著书立说，为商人辩护，传播经商理念和经营之道，促进了商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明清时期出现了商人书，如徽商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明人陶承庆的《商程一览》、清陈其的《天下路程》、赖盛远的《示我周行》及《路程要览》等，成为商人远行和经营指南。
雍正帝说：“……而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闻各省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靡。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 俳 优伎乐，恒午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甚。”徽商花费大量金钱于狎妓游乐之上，却客观上促进了青楼文化的繁荣，徽商肯花钱于狎妓上，青楼经营者便投其所好，利用徽商附庸风雅的心理，大量培养艺伎，教之以诗书礼仪和琴棋书画，以供徽商消遣享乐。“正是在徽州盐商的刺激下，扬州青楼文化发展并繁荣起来。”也从而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之风，在徽商“ 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生活之风影响下，富家子弟追风逐俗，生活趋向奢靡。一首扬州竹枝词唱道：“谁家年少好儿郎，岸上青骢水上航。犹恐千金挥不去，又抬飞轿学盐商”。徽商花费大量金钱于诗酒宴会、排场赏戏，尤其徽商狎妓不惜花费大量金钱，甚至于倾家荡产。这无疑耗费了徽商的经营资本。影响了商业扩大再生产。这是徽商追求奢侈休闲生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当然，这部分商人一般限于少数暴富的大商人。一般中小商人还是能坚持节俭的。
经商是徽州人的习俗，还见证于一些志书。明万历《歙县志》载：“出贾既多，土田不重。”同时代的《休宁县志》亦载：“概邑中土不给食，大都以货殖为恒产。”清康熙《徽州府志》也说：“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明代大文豪王世贞更清楚明白地说：“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年在内，十九在外。”业商已蔚然成风。
徽州悠久经商传统的起源，当追溯到公元三世纪的东晋时期。东晋定都建业，使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大批世族豪强也携带宗族、部曲纷纷南迁，其中有不少士族慧眼识中了徽州这块离京城建业不远的土地。四面八方移民的迁入，也带来了比较先进地区的风俗、习惯与文化，打破了原先山越人的封闭，在靠山吃山、自耕自食的原始自然经济中渗进商业经济意识，逐渐孕育着外出经商的习俗。况且，唐代“安史之乱”骚乱中原大地，全国经济重心开南移，南方社会经济亦因此而得到发展，这给商人提供了施展的天地，被致富欲望激荡着心胸的徽州人投入经商也比以前增多。徽州虽然粮食不足以供，但土特物产却甚为丰富，这也为徽州人经商提供了充足的货源。
徽州人因地制宜，首先选择本地特产为经营对象。他们把木材扎成排，沿着奔流不息的新安江，穿过一滩又一滩，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茶叶和漆也是经营的重头戏，早在唐宋，徽州即享盛名：南宋定都临安，大兴土木、广造楼宇，需要大量竹木和油漆，更为地处近邻的徽州商人创造了有利的商机。笔墨纸砚等手工业产品，在唐宋时的徽州也已盛产，澄心堂纸、汪伯立笔、龙尾歙砚，已成为天下文人墨客争欲得之的“文房四宝”。
徽州“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的风俗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经商活动作为一种宗族行为来运作。歙县岑山渡人程且硕在《春帆记程》中写道：“徽州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这说明那些入迁的世家大族不仅举族而来，且随徽州生存环境的安宁而旺盛繁衍，还因徽州土地被山陵分割面形成一个个较封闭的宗族空间。渐渐形成宗族的凝聚力，这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势力，他们的经商活动往往依靠这股势力去开展。
徽商始于晋，自明代，尤其是在明代中叶，真正形成一个人从资巨、颇具特色的地方商业集团的徽商。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亦即15世纪中叶，中国东南城镇商品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城市日趋繁荣，曾为明初都城的南京，当时人口已达24万，四方商贾在此云集，商品货物堆积如山，街头巷尾人群熙攘。为推动商业经济的发展，明朝政府还特地盖建不少“塌房”，供商人存放货物，即使是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仍定南京为留都。此时南方已无战事，社会局面安定，自然促进了地处长江之滨、位居南北要冲的留都的经济发展，于是历几十个春秋岁月，到了成化、弘治两位皇帝时，这留都南京更上一层楼是呈现一派“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着来此贸易的景象。
徽州与长江三角洲相毗邻。有悠久经商传统的徽州人，也因时乘势，际会风云，加入到这商贸大舞台上，一展才智，大显身手。杭嘉湖地区的丝绸棉布，扬州两淮的食盐，景德镇的瓷器，徽州的竹木茶漆和文房四宝，华北的棉花大豆，江西、两湖的稻米，以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等等，都架上了“徽骆驼”和“驼峰”，在四处流通交易，在这流通交易中，肯吃苦、有算智的徽州商人便大获厚利，并迅速涌现出一批手握巨资历的富商大贾。
徽商经营的行业，可谓包罗万象，只要有利可图，几乎“无货不居”。尤以盐、典、茶、木等行业为大。是徽商经营最主要的行业。明万历《歙县志》说徽商经营的行业“特举其大，则莫如以盐荚之业贾淮扬之间而已”。盐商实际上构成了徽州商人集团的主体，对徽州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都很大。
明嘉靖、万历年间，徽州在扬州业盐的商人，主要是黄、汪、吴诸族，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两乃至百万两。如歙县竦塘黄氏家族便在那鹊起于两淮盐场。明朝的黄五保，黄豹，黄崇敬，歙县竦塘黄氏，还有黄存芳、黄莹等，他们成功经营，使竦瑭黄氏获得“业盐甲两淮”之誉。
早在唐末宋初，徽州即有茶树栽培，而经销茶叶也便成为徽商赖以发迹的主要行业之一。宋代，徽州人为经营茶业已行贾四方，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大增，茶叶贸易成了徽商经营上仅次于盐业的“巨业”。那时，徽人中已有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正统年间，即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据《歙事闲谭》载，清乾隆时，仅歙县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就有7家，茶商名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也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尔后遍及东北、鲁、豫等地，据民国《乌青镇志》载，浙江乌青镇的茶叶店全是徽商开设的。徽商经营茶业，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
徽商的内销茶经营，谓之茶庄。徽商的外销茶经营，则谓之洋庄。明清时期，茶叶就是我国一种重要的出口物，徽州茶就是广州外商采购最多的茶叶之一。徽州茶商在同广州商人的交往中，吸收他们的建议，改进制茶技术，以歙县、休宁茶叶为主体的屯溪绿茶便成为畅销海外的名茶。
徽商木业，据专家考证，徽人做木材生意“至迟始于宋代”。尤其是南宋，都城南迁至临安时，大兴土木，建造宫阙，所需木材甚多，这里与徽州近在咫尺，自然给徽州商人经营木材带来了天时与地利，故南宋时，徽商的木业经营颇为兴隆。
不过，与其他行业相比，做木材生意是一种更担风险的买卖。清乾隆《婺源县志》上写道：“木商以其资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在古徽州6县中，经营木业的商人之数当以婺源为首，休宁次之，祁门、歙县又次之，许承尧《歙事闲谭》载道：“徽多木商……然皆婺人，近惟歙北乡村，偶有托业者，不若婺之盛也。”明清时期，徽商木材生意越做越火，各地对木材的方式量也越来越多，单凭徽州山中那点木材资源，难以满足了，头脑灵活的徽州人把目光传向了江西、湖广、四川等地，去开拓新的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
徽人经营木材的气势颇为宏大。在湖南沅江流进洞庭湖的入口处，有个德山镇，是湘西沅江上流所产材质优良的辰杉木外运的必经之地。镇上徽商往来不绝，长年聚集在这里的徽州运木排夫不下数千人。杭州也是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清乾隆时，徽州木商曾在杭州候潮门外徽国文公祠创立“徽商木业公所”，也就是“木行”，杭州“徽商木业公所”创自婺源人江扬言，其子江来喜又加以发扬光大，于江干购置沙地，上至闸口，下至秋涛宫，面积共计3690余亩。
典当业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古老的一种信用行业，也是徽商经营仅次于盐业的行业。人们称徽商是“徽州朝奉”，实际上这是徽州当铺掌柜的代名词。追求溯源，朝奉本是一种古老的官职，秦汉时期就开始设置，到宋代才定为从六品、正七品。
明末南京的当铺总有500家，大多为福建、徽州两帮所开设，福建帮单兵作战，本小利重，取利高达三分四分，徽州当铺则并肩经营，凭恃雄厚财力，降低利率，取息仅一分，至多不过三分，结果，人们不愿上福建当铺，而愿去徽州典家，福建帮遭人忌恨，徽州人却博得“有益于贫民”的声誉。
徽州典当业的兴盛，其次在于他们注意改善经营方法和态度，明万历时，歙县人汪通保在上海经营典当业，就一改典铺石库形式，四面开门，令其宗族弟子分头接待顾客，藉以提高营业效益；他还严格地约束诸弟子，贷出的银子一定要成色好，重量足，计算利息要公道，收回银子时分文不和多取。
徽州典当业的兴盛，还在于他们颇具特色的内部管理，他们的分工精细，制度也严明。据清末民初老当铺客介绍，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徽州当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三人，坐镇鉴别顾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2人，专写当票；“中班”6人，有正有副，负责制货物打包；“挂牌”2人，“学生”10余人，按能力大小把他们依次排成序号，序号1—6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7以后的学生则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还有“管事”若干人，分管包房、钱房、首饰房和帐房，人人各有所司，各司其职。
徽商经营除盐、茶、木、典四大支柱行业外，还有粮食、布帛、文房四宝、刻书等众多行业。
粮业，徽商经营粮业，起源同茶业、木业一样早。主要是将外地粮食贩入徽州，其规模还不算很大。
徽州粮商经营形式很多，且讲究效益，他们或是在产粮地区设库囤购粮食，再传卖给客商；或看丰歉行情直接抛售市场；或将甲地粮贩往乙地，脱手再将乙地商品运往甲地或其他地区，通过对流循环提高利润。
许多盐商也兼营粮食贸易。他们的盐船在汉口卸货后，往往把粮食作为回头货满载而归。
布帛业。这也是徽商经营的重要行业，明清时期，我国棉布的加工、集散，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徽州布商也主要在这些地区活动。他们把棉布的收购、染色和运销大部分操在手中，或走街串巷，从农家织妇中零星收购棉布；或开设牙行、布庄，把持市场价格。清康熙三十二年，仅苏州城内81家布庄号中，属徽州汪、程二姓开设的就有30多家之多，还有徽州朱姓、金姓、吴姓等开设的布号，占据了大多数。清代后期率先兴办“胡仁泰布号” 和汪怡兴色布号“的胡朗甫、汪锦咸，即是在常州的徽州布商的代表。
在那些不产棉却棉织业发达之地，徽商便开设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谓之“花布行”。如无锡就有许多徽商从事这种活动，他们把换来的布运往北方发卖，获利甚厚，遂视无锡为牟利的好地方，称之为“布码头”，与所谓的“汉口为船码头，镇江为银码头”相提并论。棉布贩运使徽州布商牟取了更大的利润。造就了许多家产百万的徽商们。
徽商还经营许多行业。如文房四宝业，自唐末徽墨、歙砚创制以后，到南唐、北宋又涌现澄心堂纸、汪伯立笔，成为文房四宝贡品；明清时，徽墨、歙砚继续发展，尤以墨业发展更盛，明代有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等制墨名家，清代则有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四大家。而徽州则成为闻名遐尔的砚乡墨都。又如新安刻书业，在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一跃而居全国出版业之首，他们在刻书方式方法和雕版技术上大胆革新，大量编缉出版丛书，在图书内大量刊刻插图，通过四色五色彩印，使图书精美清丽动人，出现了书肆林立、书商足迹遍于全国的局面。还有陶瓷业、饮食业、药业、珠宝业等等，可谓百业俱备，异彩纷呈。因此，完全可以说，徽商的多行业经营，是他们能够称雄中华商界达数百年之久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