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这书,是秦相吕不韦,招集他的门下宾客,辑百家九流之说而编写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当战国之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 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喜养宾客名闻天下。吕不韦时为秦相,觉得以秦国之强 而自己不如四公子是一种羞耻,就大招门客厚待之,养士至三千人。当时诸侯多 辩士,如荀卿等人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也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 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 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并把它公布于咸阳市门,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 损一字者即赏给千金。吕不韦在此书《序意》中也颇有信心地宣称:“凡十二纪 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 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由此看来,《吕氏春秋》的写作,乃是吕不韦 依托秦国之势从文化思想上来和诸侯争强的产物,其中也许还有吕不韦为秦的统 一天下而进行理论而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吕氏春秋》的思想】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
孔子主张维护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强调专制问题,《吕氏春秋》却有了“执一”、“抟”这样的观念。“执一”和“抟”就是中央集权。这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又如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对墨子提倡的“节葬”观念是赞同的,所以,它对当时厚葬的风气进行了批评:“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备。(《节丧》)但是,墨子是主张“非攻”的,即反对战争的。《吕氏春秋》便对此进行了批驳:“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之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吕氏春秋》主张兴“义兵”,“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著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吕氏春秋》认为,一味地反对战争是没有意义,并且是不对的,正义的战争,即“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实际是为秦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辩护。
在物质的起源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这就是说,“太一”是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并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是什么呢?它说:“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气”。由这里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的影响。《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运动。“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鳞未尝息也。”(《观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把物质的运动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长见》)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用两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救剑若此,不亦惑乎!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这两则寓言都见于《察今》。前一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刻舟求剑”。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是讽刺那种泥古不知变的人,这也是生动地表现了《吕氏春秋》的历史观。
《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知度》),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
《吕氏春秋》还表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强调要音“适”和心“适”,才能获得美的感受。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但舍弃了其中消极的成分。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注释,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所以以儒家学者不再重视。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可以作为参考。 吕不韦,生卒不详,战国后期卫国人。本是阳翟富商,在邯郸经商时,受到秦公子楚的赏识,后被奉为丞相,弃商从政。秦始皇执政后,被免职,迁往蜀郡,忧惧自杀。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乃吕不韦召集门下三千宾客,兼儒墨,合名法”,编纂而成,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160篇,《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该书兼收并蓄,细大不捐,是先秦思想文化之总结,以儒家为主流,以道家基础,取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舍其消极避世的成分,旁采名、法、墨、兵、农、阴阳诸家之长,初步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等各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同时保存了医学、音乐、天文历法及农业等多方面的宝贵资料。文章明朗犀利,故事、比喻、议论有机结合,成书之后,曾布之于咸阳市门,有能增益一字者悬赏千金。盖吕不韦想藉此向世人昭示他一统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政见。可惜志未申而身先死,其理论不能行于当世『兴起后,吸取亡秦教训,王霸并用,崇尚无为,与民休息,许多方面与《吕氏春秋》的思想一致。初,不韦贩贱卖贵,家累千金,至贵为丞相,而遭杀戮;《吕氏春秋》,揉合百家,涵盖经史,其身世也传奇,其著述也广博,好古岂能漠视之? 最早为《吕氏春秋》作注的是东汉的高诱,今人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是比较完备的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