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大事：立德、立功、立言是谁说的?

2025-03-29 02: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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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此生虽然无事业，依然天地一完人！

许多人认为：人生一世，就该努力抓住机遇，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出来，才算不枉此生。如果说女性应该以家庭为中心，那么男人就应该以事业为中心。这样的男人，才算是一个有出息的男人，一个有事业心的男人，一个可以终身托付的男人。

这样的人生观，无疑要比那种“人生在世，吃喝二字”的人生观要强一万倍。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醉生梦死、浑浑噩噩的人生观，与这种奋发有为的人生观相比，其间之差距，更是不可以道里计。但稍微留心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人固然非常景仰那些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英雄人物，为他们树碑立传，永志怀念；但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没有什么突出的事业成就，终身默默无闻的人物，却格外另眼相看，格外尊崇有加。而且对这类人物的景仰之情远超那些功绩卓著的大人物。

这是什么原因？其中蕴含哪些深意？

我们先来看一些历史故事。

周武王秉承兄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条件成熟，举兵伐纣。商纣王荒淫无道，民不聊生，武王此举，确乎“应天命，顺民意”，是正义之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但却有两个“持不同意见者”，伯夷和叔齐，叩马而谏，认为为臣子者不该兴兵讨伐君主。后来武王得天下，二人“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孔子非常赞赏二人，称其为“仁者”，认为二人之功德可与武王并驾齐驱。

又如春秋时晋公子重耳逃亡，后回国任国君，大肆封赏一起患难之属下，却无意间漏了一个功臣----介之推。之推也不申张，携母隐居山中。晋文公多次请其出山受赏，皆不从。后晋文公焚山逼之，之推与母仍不出山，俱被焚死。百姓感念介之推不降志、不辱身的气节，后每逢此日皆禁食，遂演化为寒食节。

又如光武中兴后，太学同学皆名列高官，唯独严光不见。光武帝晓谕天下，广为搜求，后于富春江边访到。邀其至京，二人晤谈甚欢，晚间同榻而眠，一如在太学读书模样。光武帝欲封官，严光不受，帝亦不强求。严光仍垂钓于富春江边以终老。后人感念严光，富春江遂成中国一名胜。

三国时期人物辈出，论事业成就，曹操曹孟德当属第一。但后人并不尊崇曹操，而特加尊崇诸葛亮。抑有进者，认为管宁比诸葛亮还略高一筹。管宁乃一寒士，避战乱于辽东，教读为生。后返回中原，闭门著述，聚徒授学。曹操屡次招之作官而不就。管宁一生并无突出业绩，但三国时代之文化学术，端赖管宁而不辍。

上述诸人物，本身并无突出的业绩可言。依现代人的观点，其人生可谓失败的人生，起码是很平庸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当不值得标榜、追求。但何以中国人传统上对这些人物念念不忘，特加赞赏？深思之，可见中国人深邃致远的人生大智慧。

中国古人深诣人性，深知绝大多数人内心深处都不甘寂寞，都想出人头地，以满足自我标榜、自我夸耀之需要。这是人类根深蒂固之私欲，斯亦无可奈何之事。但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人群之中，如果此种自我标榜之需要不加节制，则很有可能为满足一己之私而损害全体人群之利益，此亦个体与人群之矛盾也。人若想出人头地，与众不同，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在社会上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事业做出来，有目共睹，人人可见，人人惊慕，人人赞叹，功成名就之人自然心中得意非凡。但如果人人这样想，人人都为出人头地而努力做出一番事业来，却从不考虑此事业是否于有益于社会人群，则做事业的人越多，人之事业心越强，事业规模越大，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中国古人早见于此，为防患于未然，对历史上那些有大功绩之人并不十分推崇，却反复告诫任何人当以品德为第一，为追求目标。因为只有建立了基本的道德修养，做事之先才会想到此事业是否该做。该做之事业，才放手去做，且“当仁不让”。不仁之事业，则绝不能为了个人的出人头地而去做。只有这样“以德为先”去处理事业，才不会使人以事业为手段而遂人之私，进而危害社会人群的整体和谐。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人与西方人所崇拜人物类型的不同上来体悟中国古人的良苦用心。西方人特别崇拜拿破仑。但以中国人的眼光看来，拿破仑不仅不值得崇拜，反而应将其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何也？拿破仑以一国之尊，三军统帅的身份，两次战败投降，其使国格、人格皆蒙受大污辱。中国自古以来有断头将军，无投降将军。怎能以国家元首之尊而率军投降、而苟且偷生呢？战败就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这是中国人的观念。西方人重事不重人。他们只看到拿破仑辉煌的战绩，出众的才华，巨大的声誉，从而群起而崇拜之，仿效之。凯旋门永远矗立在巴黎市市中心，供人瞻仰。这还不够，又建了一座拿破仑墓，游人同样趋之若鹜。

单纯论功绩，象拿破仑这样的人物，中国历史上俯拾即是。如汉高祖刘邦，举义师推翻暴秦之统治，救民于水火之中，开汉代四百年之天下，使百姓安居乐业，其功绩可不大乎？但中国人却特加崇尚刘邦的对手----楚霸王项羽。因项羽虽是个失败英雄，却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其《垓下歌》永为后人所传唱；其“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于乌江边的壮士行为，永为后世中国人所称道。中国人重人不重事。其中之深意，哪里是西方人所能探究一二？

重事不重人，使每个人都认为事业就是人生，必然使人的注意力趋向于外，日夜盘算如何将事做成，如何将事做大，如何将事做“秀”，很少考虑此事是否有必要去做，可否不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人争于做事，甚至无事生事，则社会必然日趋于乱。社会越演越乱，人人心中没有安定感，乌得称此为社会进步？

重人不重事，认为人生首要在如何做人。事业可以不做，人必须要做。人人讲究做人的道理，人人懂得在社会人群中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人群而独存。只有整个社会人群和谐有序了，才会有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一味计较个人的出人头地，则整个社会易于动荡。社会动荡不安，则个人的权利怎能切实得以保障？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在渴望安定的社会，平静的生活，这是人性的需求，也是天赋之人权。只有人人安分守己，老实做人，不出怪，不出风头，则整个社会才易安定。社会安定，则生活安定；生活安定，则人内心平静；内心平静，才是真正的独立平等自由，才会有真正的幸福。

中国古人对于那些有显赫功绩于社会者不是特别推崇，而对于那些虽无事业可言、道德品质却足以为万世楷模者大加赞扬，正是这一番良苦用心。其中深意，今予谁知。

今日社会上常以这样一句话来赞叹某人：“某某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此话当作两面观。如果此人受人称道乃是因为其“不平凡的业绩”，那还是出人头地的想法，还是重事不重人。如果此人确系老实做人，认为干好工作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事，常年累月都兢兢业业，天长日久而事业积累有成，终至实至名归，则这样的评语倒还贴切，这样的人物的确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效仿学习。所重者，此人内心之德性，而非表现于外之事业。德性纯，则事业纯，此事业可有裨益于社会人群。德性不纯，焉知此事业不是此人沽名钓誉之工具？

我们每一个人都安分守己，老实做人，为父慈，为子孝，为君（单位主管）仁，为臣（干部）敬，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则我们这个社会必然会安定和谐。安定和谐，不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进步的目标吗？人人敦品励志，家家安居乐业，不就是最大的事业吗？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回答2：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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