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东汉人物陶俑的艺术特征？

西汉中晚期，从汉武帝刘彻登基（公元前141年）至更始帝刘玄被杀（公元25年），时间为166年。西汉武帝时期，是汉朝国势最为强盛时期，汉武帝以其宏才大略，北击匈奴，南抗百越，确立了汉朝边疆之稳固，迎来经济繁荣，一些高官贵戚，武将勋臣，在其死后修建规模庞大的陵墓，如武帝茂陵及其陪葬大臣卫青墓、霍去病墓等，极尽奢靡。由于目前尚未对这些陵墓进行系统发掘，所以尚未见大批陶俑出现。西汉晚期，随着政局混乱，经济衰退，陶俑制作失却了经济依靠，规模不大，数量较少。

西汉中晚期陶俑除建国前在西安、洛阳等地出土的外，建国后出土的陶俑有：山东济南无影山乐舞、杂技、宴饮陶俑；河南济源泗涧沟汉墓陶俑；河北邯郸彭家寨陶俑；河南洛阳西汉墓彩绘陶俑。

西汉中晚期陶俑由于关中地区尚未发掘出帝王贵族陵墓，未见大量的陪葬兵马俑坑，所以在数量上远不及早期，但从传世及解放前后出土的陶俑中，我们仍可发现其不同以往的新特征。

第一市重心的东移。这一时期的陶俑，出土最多、制造水平最高的，是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仅就现状而言，关中地区此一时期的陶俑尚待发掘）。洛阳在西汉时期处于陪都位置，其繁荣程度仅次于西安而居于次席。悠久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的优越条件，使许多达官显贵，趋之若骛。死后厚葬此地，自然促进陶俑制造业的兴盛。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墓葬中陶俑的出土，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是陶俑题材的日趋广泛。西汉早期的陶俑，除兵马俑外，以女侍俑为常见，其他俑种较为罕见。进入中晚期，伴随着丧葬习俗的变化，人们更注重将日常现实生活的场景，如实搬入地下。住宅由大门、仓库、阙、正房、厨房、厕所、猪圈等组成。墓室结构，便是墓主人真正的住宅。汉代墓室平面基本上由东西耳室、东西侧室、主室组成，东西耳室一为马厩，一为仓房；东西侧室则为置放罐、壶、盆、碗的餐室和放置歌舞乐俑以助兴的客厅。后室则为墓主人棺床之室。它完全仿照世间现实生活而造，适应这一需要的各种俑，也就应运而生。在这些俑中，乐舞、杂技俑最常见，最引人注目。西汉中期以后，受西域诸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乐舞、百戏盛行于中原，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元封二年长安演出百戏时，300里外的乡民都入京城观看。这种状况在达官显贵那里更是有增无减，几乎宴宴都有歌舞、杂技相伴，以助酒兴，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第三是追求神韵的塑造。此期陶俑，从五官、身体比例等各方面，都不如早期那样写实，符合人身解剖结构，但其却注意人物神情的把握与刻划，如那些身穿长袖短衣、下着肥大喇叭形裤的杂技俑，动作、姿势极其夸张，为突出鼓舞之步伐，塑造者可以随意增加人物下肢的长度，使其超出人们惯常的想象，肥大的裤腿犹如长裙，被双腿带动，恰如生风。而为了表现杂技的惊险，又适当的缩短双腿的长度，以增加其动作的稳定性。或许是为了适应乐舞、杂技俑特性，这一时期的俑，总给人以强烈的动感。以面部五官而言，已逐渐脱离兵马俑面部神情严肃之束缚，表情开始生动活泼起来。

汉 俑 与 汉 代 社 会

两汉是其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强盛时期。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垓下击败项羽，称雄天下，到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止，共420余年。

汉代陶俑，是在其繁荣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是由秦始皇完成的。秦始皇以博大气魄，指挥秦国军队，击败东方六国，使秦帝国强盛于一时。但其好大喜功，不顾社会生产力低下这一现实，强迫大批民工去修阿房宫、骊山陵、万里长城，使人民失却了必要的生存环境，群起而攻之，秦朝历二世而亡。汉朝初年的社会，处于经济濒临崩溃之时。皇帝出行，连4匹颜色相同的驾车之马都找不到，大臣们只有乘坐牛车去上朝，米1石万钱，马1匹百金。为扭转这一局面，汉初统治者吸取了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以发展社会经济为其指导方针，重农抑末，削减富商大贾的经济实力，减轻农民的租税。汉高祖定租税1/15，汉文帝提倡节俭，亲耕藉田，提倡农耕，免天下农田租税12年，汉景帝则将租税减至1/30，从而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的结果，使得“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纲疏而民富，役财娇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两汉时期出土陶俑较为集中的地区，陕西咸阳和西安、江苏徐州、河南洛阳、四川诸地，皆为经济发展的富庶地区，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如此大规模的陶俑制作，是不可想象的。

汉代社会风气，是促成汉俑艺术多彩多姿的重要原因。

两汉时期的俑，是在秦俑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秦俑是高度君主集权专制统治下的产物，统一、单纯、威严是其主要特征。汉俑同秦俑相比，气魄不足，但在题材多样、类型众多，反映社会风貌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主要原因，是汉代社会风气所致。艺术是时代风貌的折射，汉初经过文帝、景帝的励精图治，至武帝时已成为当时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汉武帝南平百越，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东讨鲜卑，男儿以立功边陲为时尚，表现出汉民族强大、自信之心。经济的发达，一方面生时穷奢极欲，纵情享乐；另一方面死时厚藏。《汉书·成帝纪》：“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蓄奴婢，被服骑毂，设钟鼓，备女乐。”外戚王凤及其家族“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童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汉书·元后传》）。

他们以厚藏为德，薄终为鄙，有的甚至倾家荡产，为了“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这一目的，汉朝统治者们不惜将全国收入的1/3，用于陵墓建设，其厚藏风气盛行，可见一斑。汉俑正是在此基础上出现的。

汉俑有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有文吏、仕女、百戏、劳动俑及动物俑等。这些陶俑洋溢着一种那个时代特有的美。古朴厚重、雍容大度的造型方式，使人充分领略到汉代文化特有的力量内涵；单纯简洁、整体概括的造型意识使这些艺术形象具有浑厚、粗犷的节奏韵律；加之陶俑充分表达了作品材料———陶土的质感特性和捏塑感的自然情趣，使得这些作品有着淳朴浑厚、古拙耐看的共同特点。
汉俑塑造中除了大度、自由、富于创意的特征外，还蕴含着另外一种素质———稚拙、谐谑的意趣。
汉代陶俑朴拙生动、率真天然、自由奔放、张扬大气的风格特征，集中体现了当时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审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