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写好微型小说？

　　近一个时期来，我在读稿编稿中，逐渐坚定了这样一种自信：就是感到一些具有良好文学潜质的小小说作家们，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后，不仅在掌握文体的艺术规律上愈加稔熟，即字数限定、结构特征和审美态势上的整体把握到位；而且在创作上的有意味思考，即在选择题材、塑造人物和表现形式上，也彰显出个性化的自觉追求。可以这么说，小小说写作者通过长达数十年的勤奋努力，不懈地提升着自身的文学储备，以弥补诸多先天不足，由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到作家的脱胎换骨般的蜕变，正为这一新兴文体的健康良性生长，注入了鲜活的元素。
　　小小说写作易写难精，又有着入门容易出门随意的便利，才使更多的人从单一的文学消费者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参与者。“文化中产阶级”的形成，必将会冲击且抬升着国人整体的生存意识和认知社会的强势思维。虽然在成千上万的小小说写作者中，大多数人依然只能以粗疏的文字来编织故事，不属于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作家”。“小小说专业户”王奎山当年自惭形秽地感叹说：“好的小小说都是由偶尔客串小小说的作家写出来的 ”，曾让不少同道汗颜和不平。然而又是数年过去，毕竟有数十名凤毛麟角的小小说作家，以自身数质兼优的创作，稳步进入经典写作的行列，在更大范围内被认可的同时，也调节、改善着小小说的质地。小小说和长小说悄然接轨的重要标识之一，在于同样具备了大众化写作和精英化写作的本领。王奎山现在大可不必气馁了，撇开作品不论，譬如像侯德云随笔《小小说的眼睛》的轻灵表述，像蔡楠《蔡楠的博克》的纵横才气，像谢志强《小小说讲稿》的缜密思考，像李利君《小小说九十年代后》的视野灼识，像雪弟《小小说散论》的文体阐述以及宗利华、石鸣、高军等人的评论功力，这些文字所折射出来的才华，以及对社会、人生、文学的深层理解思考，即使和从事别样体裁、文本写作的同行比较，也不逊其后。
　　洛阳才子刘建超的写作，似乎能不断带给我们一些惊喜。三年前，他的几篇“朋友”系列，活灵活现地刻画出生活中一些所谓“朋友”的多变脸谱。去年的《山村人物》三题，表现出乡野男女的感情丰富性。今年这组《老街三题》，又让我们领略了特定环境里生存的市井人物风情。新锐作者非花非雾在网上评说：“《老街三题》是悬垂于眼前的一幅中国画。悠长的经过斜风细雨浸淋过的古城老街，梦一样静卧在阳光下。伴着木板院门的伊呀，便有老字号马家羊汤的鲜香流淌，便有杂货店俏寡妇的惊艳笑靥，便有神刻张冷峻的刀上绝技。霓虹闪烁的现代歌榭楼馆，永远无法和老街的古朴风韵媲美。”
　　我曾多次在建超等文友的陪伴下，徜徉在这条从历史深处潺缓走来的街肆。青石板铺就的地面泛着清光，班驳的钟楼横亘街头。街两厢是特色小吃、古玩店、字画室等，游人如织，现代和古老和谐互动，鲜活而安详。流连忘返，令人恍若隔世。《老街三题》是为这一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上的一记烙印，吟唱的一曲挽歌。很多时候，我们最爱讲的是创新和扬弃，当然这没什么不好，不过，有时也应该强调固守二字。老街汤王重新匀给两兄弟的，除了那积淀罐底的浓郁汤汁外，更有对诚信品质和经营理念的文化传承。用集束式作品来多侧面、立体化串缀、演绎生活，有效地为小小说增容，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虽不是刘氏的创造，但却在其笔下得心应手。
　　西方文化有“人性恶”一说，所以注重社会环境的治理，不断健全法律、制度等来束缚和规范人的行为方式。东方文化有“人性善”一说，所以提倡人的自我觉醒意识。虽然现在已是“地球村”了，无论东西方文明和进步的做法，都会在碰撞、交流中互相渗透和影响，但囿于历史的原因，即使是陈腐或滞后的观念，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被剔除根治。王奎山写的《布袋子》很有意思，一个妇女从电视上看了英国人用布袋子取代塑料袋的做法很受启发，竟效仿起来推广。没想到不被认可，连遭碰壁后只好暗自流泪。我们当然要问这究竟怎么了，难道人们不知道绿色环保的重要性了吗？可很多时候，有关部门宁肯用很长时间花费精力把这样的人和事树成典型、模范来宣传，却极少动脑子把它转化为条例、条令让人依律遵循，其结果往往只能事倍功半。
　　申平的《谁能打我耳光》是一篇“新官场现形记”，让按摩女来惩罚、教育干部，令人啼笑皆非之余，才会体味到它绝妙的讽刺效力。冬荣的《柴草》展现了为人师表的风范与宽容，秦素衣的《拔掉那颗蛀牙》完成了自我救赎的艰难命题。刘正权的《做一回无聊之事》属于潜规则下的无奈抗争，蒋平的《保卫垃圾》敢为形式主义、浮夸作风立此存照。胡炎的《爱笑的兵》让我们对战斗在雪线的士兵兄弟，庄严地行一次注目礼。